凌晨五点半，我从便利店下班，拖着灌了铅的腿往地铁站走。夜班车已经停了，早班车还有半小时才来。站台上空荡荡的，只有自动售货机的蓝光嗡嗡地亮着。
我把工牌塞进外套口袋，靠在柱子边上掏手机。电量剩百分之三，屏幕暗下去，又亮起来，像在挣扎。我盯着那个红色的电量图标，忽然觉得它像极了现在的我——明明快没电了，还在硬撑。
“借个火。”
我抬头。一个穿灰色羽绒服的男人站在两步外，手指夹着一根烟，烟嘴被他咬得扁扁的。他的眼睛下有很重的青黑，像是用墨水涂过似的。
“我不抽烟。”我说。
他愣了一下，把烟塞回烟盒里，笑了笑：“那抱歉，打扰了。”
他没走，在离我三米远的地方坐下来，从包里掏出一个保温杯，拧开盖子喝了一口。我看见杯沿冒着白气，是热的。凌晨五点，地铁站里，一个男人喝热水。这个画面不知道为什么让我觉得有点心酸。
“你也是刚下班？”我问。
他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：“我送外卖的。今晚跑了四十几单，最后一单送到一个小区，那姑娘让我把奶茶放门口就行。我放好了，转身的时候听见里面有人在哭。”
他顿了顿，又喝了一口热水：“我就想，这城市里，大概每个人都在哭。”
我没接话。站台上安静得能听见头顶日光灯管里电流的滋滋声。远处有清洁工在扫街，扫帚划过柏油路的声音沙沙的，像夏天的蝉鸣。
“你呢？”他问。
“便利店收银。今天盘货，多站了三个小时。”
他从口袋里摸出一颗薄荷糖，递给我。我接过来，糖纸已经被体温捂软了。剥开塞进嘴里，薄荷味冲上来，辣得我眼眶发酸。
“我儿子今年高三，”他突然说，“上个月月考退了二十名。他妈打电话骂我，说我不关心他。我怎么关心？我送一单挣四块钱，他上一节一对一要三百。”
他笑了一下，笑容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很苦。
“你结婚了吗？”他问。
“没。对象都没有。”
“那挺好的。”他说，“一个人，饿不死就行。”
远处传来地铁进站的轰鸣声，铁轨震动，从脚下传上来，震得我小腿发麻。车头的大灯刺破隧道里的黑暗，像一只眼睛睁开了。
他站起来，拍了拍裤子上的灰，把保温杯拧紧塞回包里。
“我往那头上车，”他指指车尾的方向，“你往哪头？”
“都行。”我说。
他笑了一下，往车尾走去。我站在原地没动，看着他佝偻的背影消失在车厢里。
车门关上之前，他探出头来：“喂，薄荷糖我放了一整包在座位上了，你拿去吃。”
然后门关了。车开走了。
站台上又空了。
我走过去，座位上果然放着一包没拆封的薄荷糖，绿色的包装纸，和刚才那颗一样。我拿起来，翻到背面，看见生产日期——上个月的。
我把它塞进口袋里，和我的工牌放在一起。
早班车来了。
上车的时候，我选了靠窗的位置。窗外天快亮了，灰色的云层里透出一线光，像谁用指甲在天上划了一道口子。
我把薄荷糖拆开，倒出一颗放进嘴里。
还是那个味道，辣得人想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