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搬进这条街的时候，是去年深秋。街口那棵老梧桐叶子落了大半，扫街的阿姨说，这棵树比她嫁过来那年还老。
出租屋在二楼，木楼梯踩上去吱呀作响，墙皮剥落处露出淡黄色的竹篾。房东是个六十来岁的男人，姓周，说话慢吞吞的，像嘴里含着颗糖。他收了我三个月的房租——押一付二，总共两千四。
“楼上就你一户，隔壁那间空着。”他说这话时眼神往楼上瞥了一下，又很快收回来，“水电费自己看着办，走的时候把钥匙放鞋柜上就行。”
我点头。他转身下楼，皮鞋在楼梯上磕出沉闷的声响。
搬进来头几天，一切正常。白天我出门找工作，晚上回来煮泡面，把窗子开一条缝透气。街对面的烧烤摊从下午四点热闹到凌晨两点，孜然和辣椒粉的味道飘上来，混着楼下麻将馆的哗啦声。
第三天夜里，我听见了咳嗽声。
那声音很轻，像是隔着几堵墙传过来的，断断续续，偶尔还夹着一声叹息。我以为是隔壁那间空屋漏风，没在意。可连着四五天，都在差不多的时间响起——凌晨一点左右，准时得像闹钟。
我开始留意。白天出门时，我会特意在楼梯口站一会儿，看隔壁的门。那扇门漆成了深绿色，锁是旧的弹子锁，锁眼边上磨得发亮。门把手上有灰，但把手内侧那一小块是干净的。
有人住。
可我从没见过有人进出。
有天傍晚，我下楼扔垃圾，碰见二楼的另一个住户——一个穿灰色夹克的中年男人，拎着两瓶啤酒往楼上走。我随口问了句：“隔壁那间住的是谁？”
他停下脚步，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一个老太太，住了好几年了。”
“怎么没见她出来？”
“白天不出来，晚上才出门。”他把啤酒换到另一只手上，“她儿子在外地，一年回来一次。”
说完他就上楼了，啤酒瓶晃荡着，在昏暗的楼道里泛着光。
那天晚上，我特意熬到凌晨。一点刚过，咳嗽声又响起来，这次我竖起耳朵仔细听——声音是从隔壁传来的，而且不是简单的咳嗽，像是憋了很久才咳出来的那种。
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穿上拖鞋，走到那扇绿门前。
楼道灯坏了，只有我房间漏出的光勉强照亮半截地板。我抬手想敲门，手指离门板两厘米时停住了。
敲了说什么？
“您好，我是新搬来的，听见您咳嗽，需要帮忙吗？”
听起来像多管闲事。
我把手放下来，在门口站了大概有半分钟。咳嗽声停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某种细微的响动——像是塑料袋被翻动的声音，又像是有人在喝水。
最后我回了房间，把门带上。
第二天，我出门时在楼梯口碰见周房东。他正蹲在地上修水龙头，扳手拧得咔咔响。
“周叔，隔壁那个老太太，身体还好吧？”
他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，抬起头看我：“怎么这么问？”
“我晚上老听见她咳嗽。”
他沉默了几秒，把扳手放下，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：“她身体是不太好，糖尿病，腿脚也不利索。我劝她搬去跟儿子住，她说住不惯。”
“她儿子不来接她？”
周房东没直接回答，只是说：“各有各的难处吧。”
然后他拎着工具箱走了，步子比平时快。
十一月中旬，镇上降温了。那条街上的梧桐叶落得只剩几片，风一吹就打着旋儿往下掉。我找到一份在网吧做夜班网管的工作，下班回来通常是早上七八点，整条街还没完全醒过来，只有包子铺冒着白气。
有一天我下班回来，看见那扇绿门开了一条缝。
我下意识放慢了脚步。门缝里透出的光很暗，像是只开了盏小台灯。我走过去，透过那条缝往里看——
一个瘦小的身影坐在床边，背对着门，头微微低着，像是在看什么东西。房间里很简陋，一张铁床，一个老式衣柜，床头柜上放着好几个药瓶。
她没发现我。
我赶紧走开，心跳得有点快。那种感觉说不上来，像是偷窥了不该看的东西，又像是终于证实了某个猜测。
后来我再也没见过那扇门打开。
有天晚上，我下班回来，在楼下碰见那个灰夹克男人。他正蹲在路灯下抽烟，烟头一明一灭。
“你隔壁那老太太，住院了。”他说，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。
“什么时候的事？”
“前天晚上，救护车来的。我在楼上听见动静，下去看的时候她已经躺在担架上了。”
他把烟掐灭，站起来拍了拍裤子：“周房东跟她儿子打了电话，她儿子说这两天就回来。”
我嗯了一声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那之后，出租屋安静了。凌晨一点再也没有咳嗽声，楼道里彻底黑下来，连脚步声都显得空荡荡的。
我在那间出租屋里住到十二月底。退房那天，周房东来收钥匙，站在门口看了看房间，又看了看隔壁那扇绿门。
“老太太怎么样了？”我问。
“出院了，住她儿子那儿去了。”他说，“这间房我打算重新装修一下。”
我点点头，把钥匙放在鞋柜上。
下楼的时候，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扇绿门。门关着，锁眼边上那一小块干净的痕迹还在。
我不知道她还会不会回来。
也许不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