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注意到她，是在补习班的走廊尽头。
那是十月中旬，周末的早晨，我送完儿子到教室，转身往楼下走，余光扫到一个女人靠在消防栓旁边。她手里攥着一袋橘子，塑料袋勒得手指发白，像是怕一松手就会掉下去。走廊里空调开得足，她却穿着件洗得发白的棉布外套，拉链拉到顶，下摆有几处线头露出来。
我当时没多想。补习班门口等孩子的家长多了去了，有的捧着咖啡刷手机，有的三三两两聊学区房，唯独她，就杵在那儿，一动不动，像走廊里多出来的一件家具。
第二次是三个星期后的周日下午。那天下了雨，我提前去接儿子，电梯门一开，又看见她。还是那个位置，还是那袋橘子，只是塑料袋上多了几道水珠。她看见我，微微侧了下身，像是怕挡住路。我冲她点点头，她嘴唇动了动，没出声。
真正让我留意到她的，是十一月初的那场家长会。
班主任在台上讲期中考试的情况，投影仪的光把教室照得通亮。家长们坐得满满当当，有的在记笔记，有的眉头紧锁。我坐在第三排靠窗，余光扫到最后一排角落里，她也在。
班主任提到班级平均分的时候，前排一个穿西装的男人突然举手：“老师，能不能单独说说，这次班级里谁拖了后腿？”
教室里安静了三秒。我听见身后有人吸了口气，回头，看见她低着头，手指绞着外套下摆的线头，那袋橘子放在她旁边的空椅子上，被压得变了形。
班主任没接话，继续讲下一张幻灯片。散会后，家长们围上去问自己孩子的情况，她最后一个站起来，等人都走得差不多了，才走到讲台边。
我故意慢吞吞收拾书包，听见她压低声音说：“老师，我儿子……他这次考得不好，我、我也不知道怎么帮他，他爸在外地打工，我一个人……”
她说得很慢，每个字都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。班主任递给她一张成绩单，她接过去，没看，叠好塞进口袋，然后弯腰拿起那袋橘子，朝门口走。
经过我身边时，她停了一下，从袋子里掏出两个橘子，递给我：“给孩子吃，挺甜的。”
橘子是温的，带着她手心的温度。我接过来，想说谢谢，她已经快步走了出去。走廊里空荡荡的，她踩过的地方有一小片水渍，大概是鞋底带进来的雨水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她每周六早上六点从郊区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过来，送完孩子就在走廊里站到中午，再坐公交回去。不是不想回家，是来回的车费够买两斤排骨。那袋橘子，是她村里自己种的，每次来都带一袋，却从没见她自己吃过一个。
十二月中旬，我儿子突然发烧，我临时跟老师请假，去学校接他。走到教学楼门口，看见她蹲在台阶上，正把橘子一颗一颗往袋子里装，手边放着一个保温杯，盖子拧开了，冒着热气。
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我问。
她抬起头，眼圈有点红，嘴角却努力扯了个笑：“老师说我儿子上课打瞌睡，让我来一趟。”
我蹲下来，跟她平视。她顿了顿，声音更低了：“他晚上偷偷在被窝里看书，学到一两点，早上六点又要起来赶车。我骂过他，没用。”
她说这话的时候，手指不停地摩挲橘子粗糙的表皮。我忽然想起，自己何尝不是这样——儿子考了九十八分，我只会问那两分丢在哪里。
那天下午，我们坐在台阶上聊了很久。她叫秀英，老家在安徽，来这座城市三年了，租的房子没有暖气，冬天夜里冷，儿子就裹着被子打手电筒写作业。她在一家餐馆洗碗，一个月三千块，补习班的学费占了一半。
“我跟他爸说，砸锅卖铁也要供他读书。”她说完这句话，低下头，把脸埋进外套领子里。
我没再追问。有些话，问出来就太残忍了。
后来我加了她的微信，偶尔给她发一些学习资料。她每次都回一个谢谢的表情，隔几天又会发来一张照片——她儿子在台灯下写作业的背影，或者一盘她包的饺子。
元旦那天，她发了一条朋友圈：一张成绩单，数学从六十五分涨到八十分。配文只有两个字：还行。
我点了个赞。没过一会儿，她私信我：“姐，谢谢你。橘子明年还给你们带。”
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，回复她：“橘子不要了，你儿子能考上好学校，比什么都强。”
她没再回。但我后来听别的家长说，她那天晚上在出租屋里哭了很久。
开春之后，我很久没在补习班见到她。微信上问她，她说儿子转到学校附近的晚托班了，便宜，走路就能到。我说那挺好。她又发了一条：“姐，下周末我想请你吃顿饭，你方便吗？”
我答应了。
约定的那天，我提前到了餐厅。她还没来，我坐在靠窗的位置，看着外面的玉兰花已经开了。手机震了一下，是她的消息：“姐，我可能要晚半小时，这边有点事。”
我回她：“没事，慢慢来。”
等了四十分钟，她终于出现在门口，手里拎着那袋橘子，身后还跟着一个瘦瘦高高的男孩——她儿子。
男孩低着头，眼睛红红的。秀英的表情也不对，嘴角往下撇着，像是刚哭过。
我心里咯噔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