桥头的梧桐树叶子落了一地，周秀兰的理发铺就开在树底下。说是铺子，其实就是个铁皮棚子，三面用塑料布围着，一面敞着口，对着来来往往的人。她坐在那把老式铁椅上，脚边堆着刚剪下来的碎发。
我走过去的时候，她正给一个老头刮胡子。刮刀在皮子上走，沙沙的，像秋天风刮过干草。老头闭着眼，脸上的褶子被热水敷得舒展开来。周秀兰的手很稳，刀锋贴着皮肤，不抖一下。
“坐。”她头也不抬，下巴朝旁边的长条凳点了点。
我坐下，看她干活。她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，袖口卷到小臂，露出青筋凸起的手。那双手指甲剪得秃秃的，指节粗大，但握着刀的时候，好看得很。
老头刮完脸，从兜里掏出一张五块钱。周秀兰接过，塞进围裙前头的小口袋里，又从口袋里摸出两块硬币找给他。老头摆摆手，“算了算了，攒着下次给。”她也不推，把钱收回去，拿毛巾掸了掸椅子上的碎发。
“下一个。”她喊。
没人应。她转头看我，“剪头？”
“剪。”我坐到那把铁椅上。椅子吱呀响了一声，铁皮凉得人一激灵。
她围上白布，拿梳子梳了梳我的头发。梳子齿很密，刮得头皮发麻。“留长点还是短点？”她问。
“短点吧。”
她嗯了一声，从抽屉里拿出一把手推剪。那剪子铁锈斑斑的，手柄上缠着黑胶布，一看就用了很多年。她捏了捏剪柄，咔嚓剪了一绺。
“你这头发太软，不好立起来。”她说，“跟稻草似的。”
我笑了笑。她又剪了几刀，忽然停下来，盯着我脖根看。“你这儿长了个痦子，小时候没有吧？”
“前两年长的。”
“嗯。”她继续剪，没再说话。
剪到一半，来了个中年女人，推着自行车，车后座绑个纸箱子。女人把车支在棚子外头，喊：“秀兰姐，我家那口子的理发卡还有几次？”
周秀兰头也没抬，“你老公上个月剪了两次，还剩三次。”
“那行，改天让他来。”女人转身走了，自行车链条哗啦啦响。
我问她：“你还记着账？”
“记在心里。”她拿剪子指了指自己太阳穴，“这镇上谁家男人什么时候剪的头，我都记得。有个老头，前年死了，死前还欠我两次。他儿子来还钱，我没要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他儿子在外地打工，一年才回来一回。我说算了，留着给你爹烧纸用。”
她说完，又低头剪。碎发掉在白布上，黑的白的，混在一起。
剪完头，她拿镜子给我照了照。镜边贴了张泛黄的纸条，写着“五元”。我说涨价了？她说去年就涨了，从三块涨到五块。我说那你挣得不多。她笑笑，说够吃饭就行。
我付完钱，站起来。她又喊住我，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，是那种老式的水果硬糖，包装纸都粘在一起了。“给伢子吃。”她说。
我说我没孩子。她说，“那就自己吃。”
我把糖揣进兜里，走出棚子。回头看，她又坐回那把铁椅上，拿毛巾擦了擦剪子，好像在等下一个客人。棚子外头的梧桐叶还在落，落在她脚边，落在那把老剪子上。
我忽然想起来，我小时候好像也在这家铺子剪过头。那时候周秀兰还年轻，头发乌黑，剪得飞快。我坐在椅子上，她拿推子推我后脑勺，痒得我缩脖子。她拍了我一巴掌，“别动，剪歪了。”
那时候她收三块钱。
二十多年过去了，她还在桥头，还在用那把推剪。只是头发白了，手也慢了。
我站在桥头，把那颗糖剥开，塞进嘴里。糖很硬，甜得发齁，像镇上的旧时光，黏在牙上，化不开。
明天我还会去。她答应给我讲她年轻时的事。说镇上还有好几个老主顾，都是她从小剪到大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