加班到十一点四十七分，我关掉电脑，收拾工位。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几盏，有人趴在桌上睡，有人还在打电话。我拎着包往外走，经过茶水间看见老周在泡面，他冲我点点头，没说话。
末班公交是23:15，我踩点跑到站台，车刚好到。投币的时候摸到口袋里的硬币，有点潮，大概是刚才洗手没擦干。车上人不多，三个民工模样的大叔在后排打盹，一个穿校服的女生戴着耳机看手机，还有个中年女人抱着购物袋，袋口露出半截葱。
我习惯性往车厢中部走，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。车窗上蒙着一层雾，我用袖子擦了擦，外面的路灯一个接一个往后退。第七站是人民广场，这一站通常没人上下，但今晚车门开了。
她上来的时候，我一眼就认出来了。穿着深蓝色的工装，袖口磨得发白，头发随便扎了个马尾，额前碎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。她手里攥着一张超市促销单，另一只手拎着个塑料袋，里面大概是打折的蔬菜。
她刷了卡，抬头找座位，目光扫过我这边，停了一下。我以为她会坐过来，但她只是顿了一下，然后走到车厢另一头，在一个空位上坐下，把购物袋放在腿上。
我盯着她的侧脸看。她比以前瘦了，颧骨有点突出，眼睛下面有很重的黑眼圈。我记得她以前最爱笑，笑起来有两个小酒窝，现在她靠在座椅上，面无表情地看着窗外。
车又开了三站，她站起来按铃。我也站起来，走到后门。她回头看见我，愣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你也这站下？”声音有点哑，像是好久没说话。
“嗯。”我说，“我住前面那个小区。”
她点点头，没再说话。车门打开，冷风灌进来，她打了个哆嗦，把工装的拉链拉到最高。我跟在她后面下车，看着她走进旁边一个老旧的小区，铁门上锈迹斑斑，门卫室的灯忽明忽暗。
我站在路灯下，看着她走远。她没回头，背影被路灯拉得很长，塑料袋在手里一晃一晃的。
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想起以前在厂里实习的时候，她是质检组的，我是流水线上的。每天中午吃饭，她总坐在食堂靠窗的位置，我就坐在她斜对面，假装看手机，其实一直在看她。
后来实习结束，我回了学校，再后来就再也没见过。微信还留着，但从来没聊过天，朋友圈也只剩一条横线。
第二天我提前十分钟下班，赶在23:15之前到了站台。车来了，我上去，投币，走到昨天那个位置坐下。
第七站，她上来了。还是那件工装，手里还是攥着促销单，塑料袋换成了布袋子，鼓鼓囊囊的。她看见我，这次没犹豫，直接走过来，在我旁边的位置坐下。
“你也在加班？”她问。
“嗯。”我说，“你呢？”
“超市理货，夜班。”她把布袋子放在脚边，揉了揉肩膀，“从六点到十二点。”
“累吗？”
“习惯了。”她笑了笑，眼睛弯了一下，但酒窝没出来。
车到站了，我们一起下车。她往小区里走，我站在路灯下，看着她推开铁门，门卫大爷探出头来喊了一声：“小陈，今天晚了啊。”
“嗯，加班。”她应了一声，走进楼洞。
第三天，第四天，第五天，我每天都赶那趟末班车。她也每天都上，我们坐在一起，聊几句。她说她离婚了，孩子跟了男方，她现在一个人住。我说我在做设计，加班是常态。
第六天晚上下雨，我忘了带伞。下车的时候她递给我一把折叠伞，说：“拿着吧，我住得近，几步路就到了。”
“那你明天怎么办？”
“我明天休息。”她说，“后天见。”
我撑着伞往回走，伞骨有点歪，上面印着超市的logo。回到家我把伞撑开晾在阳台上，才发现伞面上有个小洞，被她用透明胶带粘住了。
第七天，我提前下了班，在超市买了把新伞，又买了一袋苹果。八点四十五，我站在她小区门口等她出来。
门卫大爷探出头看我，问：“找谁？”
“等个人。”
大爷上下打量了我几眼，没再说话。
九点十分，她出来了，穿着件洗得发白的T恤，头发湿漉漉的，应该是刚洗过澡。她看见我，愣了一下，然后走过来。
“你怎么在这？”
“给你送伞。”我把伞递过去，还有那袋苹果。
她没接，看着我，眼睛有点红。“你是不是天天在等我？”
我没说话。
“别等了。”她说，声音很轻，“我下个月就不干了，要回老家。”
雨又下起来了，很小，落在脸上凉凉的。她把伞接过去，又接过苹果，转身往回走。走到铁门边，她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推门进去。
门卫大爷的声音传出来：“小陈，怎么又回来了？”
“忘了拿东西。”
我站在雨里，看着铁门慢慢关上。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，地上有一个苹果掉在泥水里，大概是袋子漏了。
我弯腰捡起来，用袖子擦了擦，咬了一口。有点酸，但挺脆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