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晚上十一点四十分，我从写字楼里出来，眼眶还是红的。
三小时前，部门周会上，领导把我做的方案摔在桌上，说“这种垃圾也敢拿来汇报”。全组十几个人，没人抬头看我。我坐在位子上，手指掐进掌心，指甲陷进肉里，疼得清醒。
散会后我躲在楼梯间哭了半小时。哭完擦干脸，补了口红，继续改方案。到十一点半，终于改完发出去，领导回了个“嗯”。就一个字，没有夸奖，没有道歉。
我走进楼下那家全家，拿了一串萝卜、一个鱼豆腐、一个福袋。收银台的小姑娘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，默默多送了我一包纸巾。
我蹲在便利店门口的台阶上，关东煮的热气熏在脸上。眼泪又开始往外涌，一滴一滴掉进汤里。我不敢哭出声，怕被路过的人看见。
这时候一个中年女人走过来，拎着两袋菜，应该是刚下晚班的超市员工。她在离我两步远的地方站住，放下塑料袋，从兜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纸巾，递过来。
“吃吧，吃饱了就不难过了。”她说。
我没接话，她也没走。蹲在我旁边，从自己袋里掏出一个馒头，掰了一半递给我。我摇头，她就把馒头塞回袋里，自己咬了一口，嚼得很慢。
“我闺女也在写字楼上班，”她说，“上个月加班到半夜，被领导骂哭，回来跟我讲。我说，闺女，你哭的时候有没有吃饱？她说没有。我说下次吃饱了再哭，哭起来有劲。”
她说完自己笑了，露出一口不太整齐的牙。
我也笑了。眼泪和鼻涕糊了一脸，笑起来肯定很丑。但她没看我，只是望着马路对面的路灯，慢慢嚼着馒头。
那天之后我换了工作。新公司不大，领导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，说话直接但从不人身攻击。入职第一天，她跟我说：“我骂方案，不骂人。”
我到现在还留着那个大姐的纸巾，皱巴巴的，叠得整整齐齐。
有时候加班晚了，路过那家全家，我会进去买关东煮。收银的小姑娘还在，还是不爱说话。偶尔她看见我，会多塞一包纸巾。
我始终不知道那个大姐叫什么名字。但每次蹲在便利店门口吃关东煮，我都会想起她掰馒头的样子。
原来人在最狼狈的时候，不需要大道理，只需要一个蹲在你身边的人，和半个馒头。
（未完待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