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7年秋天，我搬进北京东五环外一间十五平米的隔断房。房东是个五十多岁的阿姨，说这房子以前是她女儿住的，女儿嫁去深圳后空了下来。
搬家那天，我在床底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，边角已经磨得发白。信封上写着“小西收”，没有地址，没有邮票。我犹豫了几秒，还是拆开了。
信纸是那种横格本的纸，钢笔字迹很用力，有几处被水渍洇开了。开头写着：“小西，这是我在北京的最后一天。明天早上七点的火车，回老家。”
写信的人叫李浩，他写了很多琐碎的事。比如小西喜欢吃小区门口那家山东煎饼，每次都要加两个蛋。比如她总说北京的秋天太干，嘴唇起皮，他就偷偷买了两支润唇膏塞在她包里。比如他们一起在后海散步，她指着湖面的灯说，等攒够钱就回老家开一家小酒馆。
信的最后一段，李浩说：“我爸妈身体不行了，我必须回去。你说过，如果有一天我先走，不要告诉你，让我自己走。所以我不告诉你。煎饼摊还在，你记得去吃饭。润唇膏我放在你抽屉最里面。酒馆的事，对不起。”
我坐在冰凉的地板上，把这封信读了三遍。窗外是北京灰蒙蒙的天，远处工地的塔吊在转。我来北京三年了，谈过一场异地恋，最后在手机里结束了。那时候我也写过很多消息，一条一条发出去，像往深井里扔石子，听不到回响。
后来我试着找过小西。我在那栋楼的业主群里发过消息，没人回应。我甚至去小区门口问过卖煎饼的大姐，她说换过好几个老板了，不认识什么叫小西的姑娘。
那封信我没扔掉，夹在我那本《平凡的世界》里。有时候加班到凌晨回来，翻出来看两行，就觉得这城市也没那么空。至少有人在这里爱过，等过，最后干干净净地走了。
去年冬天，我在地铁站看见一个姑娘，背着双肩包，手里举着一杯热豆浆。她站在闸机口等人，表情很安静。我突然想起信里那句话——“小西笑起来眼睛会弯成月牙”。我差点走过去问她是不是小西，但最终没有。
今年春天我换了工作，搬到朝阳区一个带阳台的房间。收拾东西的时候，那封信又掉了出来。我拍了张照片，发了一个只有三个字的朋友圈：“找到了。”
没多久，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短信：“你是？”
我打了过去。接电话的是个女人，声音有点哑。她说她叫小西，那个号码她用了十年，一直没换。她说李浩回老家后，她找过他，但他已经结婚了。她说她后来在北京开了家小酒馆，就叫“后海”。
我们约在周六下午见面。酒馆不大，墙上贴着很多照片，其中一张是两双帆布鞋踩在秋天的银杏叶上。小西给我倒了杯热茶，说：“那封信，我一直以为他寄丢了。”
我什么都没说，把信从包里拿出来，放在吧台上。信封已经脆了，像一片干透的叶子。
她没打开，只是看着信封上的字，很久很久。然后她笑了笑，眼睛弯成月牙。
“谢谢你送它回来。”
我说：“它本来就应该在这里。”
走出酒馆的时候，北京的夜风很凉，但天空很干净。我掏出手机，把那个号码存成“小西”。我知道我不会常打，但知道它在，就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