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两点十七分，我站在收银台后面，盯着货架上最后一盒草莓味软糖发呆。
店里没有客人，空调出风口嗡嗡响，冷气从领口灌进来，贴着皮肤往骨头里钻。我缩了缩脖子，把工牌翻了个面——上面写着“实习店员·林晚”，照片是我三年前拍的，那时候眼睛还没这么干涩。
自动门“叮”一声开了，风裹着夜里的潮气涌进来。我抬起头，看见一个男人站在门口，黑色卫衣的帽子压得很低，下巴上有一点没刮干净的胡茬。他径直走向冷藏柜，拉开玻璃门，拿了两罐青岛。
走到收银台的时候，他把啤酒放在台面上，从口袋里摸出皱巴巴的二十块钱。我扫码的时候，闻到一股很淡的消毒水味道，混着烟味和汗味。
“六块。”我说。
他没说话，把钱推过来。手指碰到台面的时候，我看见他右手食指关节上有一道旧疤，弯弯的，像个月牙。
我愣了一下。
高中的时候，我同桌的手上也有一条这样的疤。他叫陆辞，打篮球摔的，缝了四针。那之后我每天偷偷往他桌肚里塞创可贴，三年，整整三年，他从来没发现是谁。
“零钱不用找了。”我说。
他抬起头，帽檐下的眼睛扫了我一眼。那双眼睛很浅，像兑了水的墨，看人的时候没什么温度。他接过啤酒，转身走了。
自动门合上的瞬间，我看见他卫衣后背的图案——一只褪色的猫，耳朵缺了一块。那件卫衣他穿了好多年，洗得发白，从高三穿到现在。
我靠在收银台上，心跳得很慢，很沉。
原来他还活着。
三年了。高考后他就不见了，听说他爸欠了赌债跑路，他妈改嫁到外地。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，也没有人在意。只有我，在毕业纪念册最后一页，写满了他的名字，又用修正液涂掉。
凌晨三点，他又来了。这次没有买啤酒，站在关东煮的锅前面，盯着那些在汤汁里翻滚的鱼丸发呆。
“要不要来一杯？”我问。
他转过头，像是才注意到我。他走过来，站在收银台前面，离我很近。我能看清他眼角的细纹，和嘴唇上干裂的皮。
“你认识我？”他说。声音哑得像砂纸。
我没说话，把一杯热关东煮推到他面前。他低头看了看，拿起一串萝卜咬了一口。
“有点烫。”他说。
“慢点吃。”我说。
他忽然笑了一下，那种笑很淡，像冬天玻璃上的雾气，一擦就没了。他说：“你跟我高中一个同学挺像的，她也喜欢给人递东西，不说话，光笑。”
我攥紧了工牌的边缘。
“她叫什么？”我问。
他想了想，摇摇头：“忘了。”
然后他转身走了，关东煮的杯子留在台面上，只喝了一口。
我盯着那个杯子，盯着杯子边缘他嘴唇碰过的地方，忽然觉得很累。三年了，我以为重逢会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，结果他连我的名字都不记得。
换班的时候，天已经蒙蒙亮了。我推开便利店的门，风还是冷的，但街对面的早餐摊已经支起来了，油条在锅里翻滚，蒸汽往天上飘。
我站在路边，看着那间便利店——玻璃上贴着“招夜班店员”的告示，旁边是我的影子，瘦瘦的，歪歪的。
我想，明天晚上他还会来吗？
我不知道。但我知道，我会一直上夜班，直到他把那杯关东煮喝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