阿楠打来电话的时候，我正对着洗碗池发呆。水流哗哗的，冲着一只沾了隔夜米粒的碗，我盯着看，就是不想伸手去搓。手机在客厅响了很久，我擦擦手去接，屏幕上跳着“阿楠”两个字。
“喂。”她的声音很平，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。“我离了，下午刚办完手续。”
我愣了两秒，脑子里嗡嗡的，第一反应居然是——终于。
阿楠是我高中同桌，一个能把泡面吃出西餐仪式感的姑娘。她结婚那天我当伴娘，凌晨四点就被她从被窝里拽起来化妆。她坐在镜子前，眼睛亮得像两颗刚剥开的荔枝，说：“以后我就是你们中间第一个上岸的人了。”我们都笑她，说她是跳进了爱情的坟。她打了我一下，婚纱的蕾丝边刮到我的手臂，痒痒的。
那场婚礼很热闹，新郎小周是我们校友，在银行上班，斯斯文文，敬酒的时候脸一直红到脖子根。阿楠挽着他的胳膊，笑得像只偷到鱼的猫。我觉得那就是爱情最好的样子——两个人都很普通，但站在一起特别好看。
可后来的事，谁也没想到。
婚后第三年，阿楠开始不找我逛街了。她说是太忙，小周升了支行副行长，应酬多，她一个人下班回家还要做饭等他。我在微信上跟她抱怨老公打游戏不洗碗，她回了一个苦笑的表情，说“至少你老公还在家”。
去年冬天我出差路过她家，顺道去坐坐。开门的是小周，他瘦了很多，下巴尖尖的，头发也有点乱。客厅茶几上摊着几本账本，他说在准备年终报表。阿楠在厨房煮汤，锅盖掀开的瞬间，蒸汽模糊了玻璃门。我听见她说：“你给他倒杯水啊。”小周应了一声，没动。
那个画面一直刻在我脑子里。两个人在同一个屋檐下，隔着一道门，谁也不看谁。
阿楠在电话里说，离婚的原因很简单——他们上一次心平气和地说话，还是半年前因为修空调的事。那天师傅来了，他们俩站在客厅，你一句我一句地跟师傅说机器哪里坏了，反而比平时说的话都多。师傅走了以后，两个人对着沉默的空调，突然就笑了。笑着笑着，阿楠就哭了。
“你知道吗，”她的声音有点哑，“那台空调修好以后，吹出来的风特别凉，可我们谁也没觉得冷。”
我握着手机，眼眶发酸。厨房的水龙头还在滴滴答答，我忘了关。
阿楠说她现在住在一个很旧的出租屋里，房东是个六十岁的老太太，每天在楼下跳广场舞。她搬进去那天，老太太端了一碗绿豆汤上来，说夏天热，别中暑。阿楠端着那碗汤站在窗边，看楼下的老太太跟一群老头老太扭秧歌，突然觉得日子好像也没那么难。
“我给你寄了张明信片，”她说，“写的是我家新地址，你收到了记得回。”
挂了电话，我翻了翻手机相册，翻到十年前婚礼上拍的一张照片。阿楠穿着婚纱站在酒店门口，阳光打在她脸上，她眯着眼笑，手捧花举得高高的。我站在她旁边，穿着一件租来的伴娘裙，裙摆有点长，我只好一直踮着脚。
那时候我们都以为，结婚就是故事的结局。现在才明白，那只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。
这个周末，我打算去看看阿楠。给她带一锅排骨汤，还有当年她婚礼上没喝完的那瓶红酒。我们大概会坐在她那个小出租屋里，聊到很晚，像高中时候一样。
有些路，走着走着就散了。但散了也没关系，能重新坐下来好好说话，就已经很难得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