桥头的烟摊，摆了六年。
摊主老张，哑巴，右耳根有道疤，像是刀砍的。没人知道他从前干过什么，也没人问。他只会点头、摇头、伸手指指价格牌。
我每次经过，都买包软红梅。他也不看我，从纸箱里摸出一包，搁在玻璃柜上，收钱、找零，动作很慢。
那条街，是城郊的老街。路面坑坑洼洼，下水道盖子缺了好几块，一到雨天就积水。路边种着歪脖子梧桐，树皮剥落，露出灰白的木质，像老人的手。
八月二十四号，傍晚。
我下班回来，看见烟摊前站着个女人。她穿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，头发扎得松垮垮的，怀里抱着个孩子，大概一两岁。
她在跟老张比划。
老张摇头。
她又比划了一阵，从兜里掏出张皱巴巴的十块钱，放在柜台上。老张看了她一眼，从纸箱里拿出一包最便宜的“大前门”，推过去。
女人没接，指了指旁边的“红塔山”。
老张愣了愣，还是换了。
女人把烟揣进裤兜，抱着孩子走了。她走得很慢，脚上的拖鞋磨着地面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
我走过去，说：“老张，那女的你认识？”
老张摇头。他拿起柜台上的账本，翻到最后一页，指着上面一行字。
我凑近看。那是铅笔写的，字迹很淡：“8.24，欠1包红塔山，7.5元。”
下面画了个圈。
我说：“她不是给了十块？”
老张摇头，又指了指账本。
我不明白。他急了，拿手指蘸了口水，在柜台上写了个字：
“旧。”
旧？
他拍拍账本，翻回前面几页。密密麻麻的名字，后面跟着数字，有的划掉了，有的还留着。划掉的名字下面，都写着一行小字：“还清。”
我忽然懂了。
那个女人的十块钱，是来还旧账的。她不是来买烟，是来还债。可老张不收，他给她换了一包更贵的。
账本上那行新欠的，是新的开始。
后来我问隔壁修鞋的老李，才知道那女人的丈夫，三年前在工地上摔死了。她一个人带着孩子，靠给人洗车过日子。
老张的账本上，她丈夫的名字还留着。
“王建国，欠烟款127元。”后面没写还清。
但老张把那页撕掉了。
我问他为什么。
他指指远处那棵歪脖子梧桐，又指指天。
那天黄昏，夕阳斜照在烟摊上。老张坐在小马扎上，点了一根烟，看着桥下的河水发呆。
风把梧桐叶吹得哗哗响。
账本翻开的那一页，只剩下一行字：
“新账，不赊。”
我忽然觉得，有些账，不是算得清的。
老张的烟摊，或许就是这条街上，最后一盏会等你的灯。
但那盏灯，不知道还能亮多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