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两点五十分，我又一次推开那家24小时便利店的门。
自动门发出“叮咚”一声，冷气混着关东煮的味道扑面而来。值夜班的老张头正蹲在货架后面补货，听见动静探出半个身子：“又是你？”
“嗯。”我含糊地应了一声，径直走向冰柜。
其实我不饿。只是睡不着。
出租屋的墙太薄了，隔壁那对小情侣又开始吵架。女生哭，男生吼，摔东西，然后是长久的沉默。我躺在床上，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渍，那形状像一只张着嘴的鱼。
我拿了一瓶乌龙茶，又放下了。最后挑了一盒草莓牛奶——就是那种包装上印着卡通奶牛、小时候常喝的。
结账的时候，我看见收银台旁边站着一个女孩。
她穿着灰色的卫衣，帽子压得很低。手里攥着一袋切片面包和一瓶矿泉水，钱已经掏出来了，零钱硬币从指缝里漏下去，叮叮当当滚了一地。她没捡。
“我来吧。”我蹲下去，把几枚硬币拢起来递给她。
她抬起头，我才看清她的脸。很年轻，大概二十出头，眼睛很亮，但眼眶是红的。嘴唇干裂，像是很久没好好喝过水。
“谢谢。”她的声音哑哑的，接过硬币，迅速结了账，头也不回地走出门。
我注意到她穿的那双帆布鞋，白色鞋面已经洗得发黄，后跟磨破了。
之后连续三天，我都遇见了她。
同样是凌晨三点左右，同样的切片面包和矿泉水。每次都是匆匆进来，匆匆离开，不跟任何人说话。老张头说她大概住在附近的城中村，那里房租便宜，住的大多是刚毕业的学生和打工的。
第四天晚上，我失眠得厉害，索性下楼走走。路过便利店门口，看见她坐在台阶上。
面包和矿泉水放在旁边，没打开。她低着头看手机，屏幕的光映在脸上，照出一道一道泪痕。手机壳裂了一条缝，用透明胶带粘着。
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走过去，在离她一米远的地方坐下。
“吃了吗？”我问。
她吓了一跳，抬头看见是我，又低下头去。过了一会儿，轻轻摇了摇头。
“要不进去买个饭团？”我说，“老张头的关东煮也不错，萝卜煮得很透。”
她没有回答。只是把手机屏幕转过来给我看。
屏幕上是一个聊天界面，备注名是“妈妈”。最新一条消息是语音消息，她点开，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响起来，带着浓重的方言口音：
“妮儿啊，你爸的住院费还差三万，你哥那边实在拿不出来了。妈知道你在外面也不容易，但实在是……你要是手头宽裕，就再想想办法。实在不行，妈把老家的房子卖了吧。”
语音播完，她迅速把手机收回去。
我张了张嘴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“我上个月刚毕业，”她突然开口，声音很轻，像怕被风吹散，“实习工资还没发，房租欠了两个月。我每天只吃面包和矿泉水，一块钱的那种切片面包可以吃三天。”
“你爸……”
“肺癌。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。”
她说完，站起来，拍了拍裤子上的灰。那袋面包和矿泉水还在地上，她犹豫了一下，弯腰捡起来，抱在怀里。
“谢谢你。”她说完，转身走了。
那个背影消失在凌晨三点的街道上，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我站在便利店门口，喝了一口手里的热咖啡，突然觉得这城市真他妈大，大到一个人可以完全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人海里。
老张头探出头来：“那姑娘又来了？唉，最近天天这样。”
“她叫什么？”我问。
“不知道，没问过。”老张头摇摇头，“这种年轻人太多了，大城市嘛，谁还没个难处。”
我回到出租屋，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隔壁那对小情侣今天没吵架，安静得反常。我打开手机，在备忘录里记下：凌晨三点，便利店，灰卫衣女孩。
我想帮她，但不知道怎么帮。三万块，对我们这种刚毕业的人来说，不是小数目。
第二天晚上，我路过便利店，发现门口贴了一张手写的纸条：
“本店招聘夜班兼职，管一顿饭，工资日结。有意者请进店咨询。”
是新的，字迹歪歪扭扭，像是临时写的。
我推门进去，老张头正在擦收银台。
“张叔，门口那张招聘启事……”
“啊，那个。”他擦了擦手，“我看那姑娘挺难的，跟老板提了提。反正夜班也确实缺人，就当帮个忙。”
我愣了一下，突然觉得鼻子有点酸。
“那她……”
“还没来呢。你要是碰见她，跟她说一声。”
那一晚，我坐在便利店的落地窗前，一直等到天亮。
她没来。
第三天、第四天，她都没有出现。
我有点慌。不是那种剧烈的慌张，而是一种隐隐的、钝钝的担心。我甚至不知道她叫什么，住哪栋楼，有没有别的朋友。
第五天凌晨，我决定去城中村找找。刚走到巷口，就看见几个人围在一起。
有人喊：“跳了，那姑娘跳了。”
我的心猛地一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