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是周三，下午四点半，我正在改第十八版方案。项目经理站在我工位旁边，说“这个客户很重要”，手搭在我椅背上，像是怕我跑了。我的手机震了一下，是陈屿发来的微信：“手机摔了，屏幕碎了，接不了单了。”
我盯着那条消息看了三秒，然后回了一个“嗯”。不是不想多说话，是旁边有人。项目经理还在催，说今晚十二点前必须定稿。我想告诉他我男朋友的手机坏了，他靠那个手机接单赚钱，但我说不出口。在这个格子间里，谁在乎一个外卖员的手机呢？
晚上九点，方案终于过了。我走到茶水间，泡了一杯速溶咖啡。落地窗外面是国贸的灯，密密麻麻的。我拨了陈屿的电话，关机。又拨，还是关机。我想起他之前说过，他手机是红米，用了两年，屏幕裂过一次，他拿透明胶带粘着继续用。这次大概是彻底坏了。
我翻了翻微信通话记录，上一次打满十分钟的电话是十七天前。每次都是匆匆几句——他那边有单，我这边在开会。我们默契地避开了“你什么时候过来”或者“我能不能去找你”这种话题，因为答案彼此都清楚。他走不了，我也走不了。
十点半，我收到一条短信，来自一个陌生号码：“是我，借同事手机发的。手机修要三百，我打算换新的，便宜的就行。”落款是陈屿。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，鼻子突然酸了。三百块钱，他要跑多少单？一单四块五，刮风下雨都得出。我打开支付宝，余额宝里有五千多，但下个月房租要交四千二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给他转了一千，备注“买手机”。
他没收。
第二天早上，我看到那条转账记录还躺在对话框里。他发了一条新的：“别转了，我自己有办法。”我忽然就哭了，在早高峰的地铁上，人挤人，我低着头假装打哈欠。旁边一个穿校服的女生看了我一眼，又赶紧把目光移开了。
中午，HR发邮件通知全员开会。会议室里，总监站在前面，说公司业务调整，要裁掉百分之十的人。我听到自己的名字排在第三位。补偿N+1，明天办手续。
我坐在位子上，没动。周围有人小声议论，有人开始收拾东西。我打开手机，给陈屿发了条消息：“我失业了。”三个字，删了又打，打了又删，最后还是发了。
他没回。
我知道他可能在送餐，在爬楼梯，在等红灯。我也知道，就算他看到了，也不知道能说什么。隔着两千公里，说什么都像废话。
下班的时候我路过一家手机店，玻璃柜里摆着几台手机。最便宜的那台标价499，红米的，跟我猜的差不多。我站在门口看了几分钟，店员以为我要买，热情地迎上来。我说“随便看看”，转身走了。
回到出租屋已经快十二点。合租的室友还没回来，客厅灯是黑的。我坐在床上，打开手机，陈屿还是没回。我想起上个月他跟我说，他接了一个医院的单，送到住院部十二楼。电梯坏了，他爬上去，病人是个老太太，家属接过饭的时候说了声“谢谢”，他说那一句能让他撑一整天。
我当时说，那你要是在北京，可能连谢谢都听不到。他说，是啊，北京太大了。
我关灯躺下，手机屏幕最后亮了一下，是他的头像换了——从一张风景照变成了纯黑的图。我忽然觉得，这大概就是异地恋的真相。你所有的崩溃，都只能自己消化。他所有的难处，你也只能远远看着。
凌晨一点，我终于睡着了。梦里他站在我家楼下，手机屏幕亮着，上面写着“我到了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