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亲走的那天，我正在公司加班。
项目经理老刘站在我的工位旁边，递过来一杯速溶咖啡，说：“小李，这个季度的KPI还差三个点，你再努努力。”我接过咖啡，手指被烫了一下，却没吭声。手机震动时，我瞥见屏幕上“妈”的字样，按了静音。后来才知道，父亲在县医院的走廊里，心梗发作，没等到我回去。
那年我二十六岁，来这座城市第四年，换过三份工作，住过五个出租屋。父亲每次打电话，开场白永远是同一句：“工作怎么样？领导对你好不好？”我敷衍着说还行，心里想的是这个月的房租又涨了两百。
他最后一次来看我，是去年冬天。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，在出租屋门口站了十分钟才敲门。我打开门，看见他手里拎着一袋腊肉，嘴角还沾着没擦干净的灰。他说坐火车硬座来的，省了四十块钱。我让他进屋，他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鞋脏，别踩脏了地板。”
那天晚上，我们吵了一架。
他看见我桌上的外卖盒，说：“天天吃这个，能省几个钱？你妈让我给你带了钱。”他从内兜里掏出一个信封，里面是一沓皱巴巴的钞票。我说我有工资，不用你们的钱。他说你工资够用吗？房租水电，还有你那个什么……房贷？我说我还没买房。他说那更要存钱。
声音越来越大。我说你懂什么？现在职场哪有这么好混的，加班加到凌晨，工资还比不上物价涨得快。他说你从小就犟，不听劝，你看隔壁老张的儿子，考了公务员，现在都当科长了。
我摔门进了卧室，听见他在客厅里叹气，然后是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已经走了。茶几上放着那个信封，下面压着一张纸条：“爸没本事，帮不了你太多。钱留着交房租，别省饭钱。”
我没追出去，也没打电话。
现在他走了，我请了三天假，回去处理完后事，又回到这座城市。出租屋里一切如旧，只是那袋腊肉还挂在阳台上，已经风干了。
第三天晚上，我打算把房间重新收拾一下。床底下塞着一个纸箱，里面是父亲上次落下的东西——一个老式保温杯，一双布鞋，还有一个硬皮笔记本。
笔记本的封面写着“1987年”，里面是密密麻麻的账目。
“3月5日，买化肥，赊账二十元。”
“4月12日，赶集卖鸡蛋，收入三元五角。”
“6月8日，小春学费，十五元。”
我翻到最后一页，上面写着：“今天进城看小春，他在公司门口等我。穿西装，打领带，像个大人了。我问他工作累不累，他说不累。我知道他骗我，那孩子从小就爱逞强。我没敢多待，怕他嫌我土。走的时候，我往他枕头底下塞了五百块钱。他肯定不知道。”
日期是去年冬天，就是那次吵架之后。
我蹲在地上，眼泪砸在笔记本上，洇开了那几个字。
我掏出手机，翻到父亲最后一条微信语音。那是他走之前发的，我没点开。现在点开，听见他说：“小春，爸上次说话重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你好好干，爸相信你。”
我回了一句“爸”，发送。
屏幕上弹出一个红色感叹号：对方已不是你的好友。
我这才想起来，父亲去世后，我把他的手机号注销了。
深夜，我坐在出租屋里，打开电脑，开始写辞职信。老刘说得对，我还差三个点。但那三个点，我决定不追了。
墙上挂着一张泛黄的全家福，是我考上大学那年拍的。父亲穿着借来的西装，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。我伸手摸了摸那张照片，指尖触到玻璃，冰凉。
明天，我要去一趟工地。父亲年轻时在那里干过活，他说那里的工友都叫他“老李”。我想去看看，有没有人记得他。
也许，那袋腊肉还能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