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三点四十七分，我盯着手机屏幕上的“末班车已过”愣了三秒。
办公室的灯早就关了，只剩下我工位顶上那盏日光灯管，嗡嗡地响，像一只困倦的蚊子。我揉了揉眼睛，手指上还沾着打印机的碳粉。方案改了第七版，甲方终于回了一个“OK”的表情包，连个“辛苦了”都没有。
我站起身，椅子腿在地砖上刮出一声刺耳的尖响。走廊里空荡荡的，感应灯一盏一盏亮起来，又在我身后一盏一盏灭掉，像追着脚步的尾巴。保安大叔在楼下打瞌睡，我经过时他迷迷糊糊说了句“姑娘慢点”，我应了一声，推开玻璃门，冷风灌进领口。
站牌下就我一个人。手机屏幕的光映在脸上，微信里和女友的对话停在下午五点——她发了一张晚饭的照片，糖醋排骨和炒青菜，配文字“今天食堂阿姨手不抖”。我没回，因为那会儿正被老板叫去开会。
现在她应该睡了。她在一千二百公里外的城市，做幼儿园老师，每天六点半起床。我们之间隔着一趟高铁的距离，五个小时零十分钟，票价四百五十六块。上个月我攒了三天调休，坐夜车去看她，结果她临时带小朋友参加比赛，我就在她出租屋里等了一下午，把她冰箱里过期的酸奶扔了，把地拖了两遍。
她回来的时候笑着说：“你把我家收拾得不像我家了。”
我那时候想，要是能一直这样多好。可凌晨四点的通勤车不这么想。
手机震了一下，是公司群里发来的消息：“明天（哦不，今天）十点开会，别忘了带上周的报表。”我锁了屏，把手机塞进外套口袋。风比刚才大了，吹得站牌上的铁皮哗啦响。我缩着脖子，忽然闻到一股油烟味——街角那个卖煎饼的摊子居然还亮着灯。
走过去的时候，老板娘正在收摊。铁板上还有半个没卖出去的煎饼，她看见我，愣了一下：“这么晚下班？”
“嗯。”我指了指那个煎饼，“这个卖吗？”
“送你吧，反正也带不回去。”她利落地用铲子把煎饼卷起来，套了个塑料袋递给我，“姑娘，别太拼了，身体要紧。”
煎饼还是热的，拿在手里有点烫。我道了谢，站在路边咬了一口，鸡蛋和葱花的气味在冷空气里格外清晰，咸的，带着一点糊味。眼眶忽然有点发酸。
我掏出手机，拍了张煎饼的照片，发给女友，打了一行字又删掉，最后只发了三个字：“还没睡。”
消息发出去的时候，我听见远处传来发动机的声音。一辆通勤车拐过街角，车头的灯把雾气照成暖黄色。车窗上贴着“夜班专线”的牌子，车里面只有两三个人，都歪着头在睡觉。
我上了车，投了两块钱硬币，硬币落进钱箱里叮当响。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，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。我挑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，煎饼还攥在手里，塑料袋里凝了一层水汽。
手机亮了。女友回了条消息：“怎么还不睡？我梦到你了。”
我没忍住笑了一下，车窗玻璃上映出我自己的脸，眼睛底下两团青黑，嘴角却翘着。我打字：“刚下班，在通勤车上。你继续睡吧。”
“等你到家我再睡。”
车窗外，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，城市在凌晨四点里安静得像一幅没上色的画。我靠着窗户，想起上周她打电话来，说她那边下雨了，问我这里怎么样。我说也是阴天。其实那天是晴天，我只是不想让她担心。
车在一个站台停下，上来一个穿校服的男生，背着鼓鼓的书包。应该是赶早自习的高中生吧。他坐到最后一排，拿出英语单词本，嘴里念念有词。
我忽然觉得，这座城市里，凌晨四点醒着的人，原来这么多。
手机又震了一下，是女友发来的语音。我戴上耳机，听到她迷迷糊糊的声音：“想你了，下个月能来吗？”
我把音量调到最小，怕旁边的学生听见。然后回了一条文字：“下个月一定。”
发完我就把手机揣进兜里，没敢再听一遍，怕听多了会忍不住买凌晨的高铁票。
通勤车继续往前开，车厢里的灯忽明忽暗。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煎饼，已经凉了。但还是把它吃完了，一点都没剩。
到站的时候天还是黑的，只是东边的云层开始泛一种很浅很浅的灰蓝色。我下了车，往出租屋的方向走，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很久，我用手机照着亮上了四楼。
钥匙插进锁孔的时候，隔壁传来一声狗叫，然后安静了。
我推开门，屋里还是早上出门时的样子——被子没叠，窗台上那盆绿萝的叶子有点蔫。我换了拖鞋，去厨房倒了杯水，看见水池里还泡着昨晚没洗的碗。
手机屏幕一直亮着，女友的对话框里，最后一条消息是：“我等你到了再睡。”
我坐在床边，打了一行字：“到家了，晚安。”
然后关了灯，在黑暗里睁着眼睛，听着楼上住户的脚步声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好像永远不会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