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租住在城东一个老小区的顶楼，六楼，没电梯。房子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职工宿舍，墙皮剥落，水管锈蚀，每到雨季，厨房天花板上就会洇出一块地图样的湿痕。房东是个精明的中年女人，每年涨一次房租，不多，一百块，但足够让我心疼好几天。
我在一家小广告公司做文案，工资刚够糊口。每天早上七点闹钟响，我闭着眼睛摸到洗手间，用冷水冲把脸，对着镜子里那个头发乱糟糟、眼袋浮肿的人说一句“加油”。然后挤地铁，换乘两次，站四十分钟，到公司打卡。
公司楼下的煎饼摊是我最熟悉的早餐据点。摊主是个河南大姐，手脚麻利，声音洪亮。她认得我，每次都说：“老样子？”我点头。煎饼加鸡蛋，不要葱花，多刷一层辣酱。三块五一个，我吃了两年。
周末我很少出门。出租屋里有一张折叠桌，一台二手笔记本电脑，一个电饭锅。我学会了煮面条、炒青菜、炖排骨汤。有时候汤炖多了，我就分给隔壁的老张。老张是个退休工人，老伴去世早，儿子在外地，他一个人住。我们偶尔在楼道里碰见，他会递给我一根烟，我摆摆手说不会，他就自己点上，靠在墙边吸一口，叹一口气。
那天下午我正蹲在阳台上洗衣服，手机响了。是老家的堂哥打来的。他说：“你爸住院了，脑梗，县医院，你快回来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洗衣粉的泡沫顺着手指滴到地上，洇开一小片。我甩甩手上的水，声音发紧：“什么时候的事？”
“昨天夜里。现在人醒了，但半边身子动不了，说话也不利索。”
我挂了电话，蹲在阳台上一动不动。楼下传来小孩的哭声，汽车喇叭声，还有老太太们聊天的声音。这座城市的声音从四面八方涌过来，但我觉得它们都离我很远。
我二十七岁了。出来打工八年，没存下钱，没谈成恋爱，没买上房。每年春节回家，我妈都念叨：“你看人家谁谁谁，在城里买房了。”“你看人家谁谁谁，开小轿车回来了。”我闷头吃饭，不吭声。我知道他们盼着我出息，可我不知道什么才算出息。
那天晚上我翻出银行卡，查了余额，四千三。给老板打电话请假，老板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你爸要紧，回来吧。不过这个月的全勤奖没了。”我说好。
收拾行李的时候，我在床底下翻出一个旧纸箱。里面是一些零碎的东西：高中同学送的贺卡，大学时的学生证，还有一张泛黄的全家福。照片上我大概七八岁，穿着我妈织的毛衣，站在老家的院门口，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。我爸那时候头发还黑，腰板挺直，双手搭在我肩上。
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。然后把它塞进背包里，拉上拉链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拖着行李箱走到公交站。等车的时候，我看见一个老太太拎着菜篮子经过，里面装着几根葱、一块豆腐、一条鱼。她走得很慢，背有些驼，但脚步稳当。我突然想起我妈。她每次打电话都会问：“你吃得好不好？别省钱，该买就买。”我说好。她又说：“过年回不回来？”我说再看。
车来了。我上了车，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。窗外的街景一帧一帧往后退，面包店、药店、奶茶店、银行、理发店……我在这里住了五年，却好像从来没有认真看过它们。
手机又响了。是我妈。她的声音有点哑：“你爸今天好一点了，能喝粥了。你别急，路上小心。”
我说：“妈，我下午就到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。然后她说：“好，妈等你。”
我挂了电话，把手机握在手心里。窗外下起了小雨，雨滴打在玻璃上，顺着滑下来。我闭上眼睛，想着老家的样子。院子里的柿子树应该结果了，屋檐下的燕子窝还在不在？我房间里的书桌，抽屉里还放着高中时写的日记。
我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个夏天，我爸骑着自行车带我去镇上赶集。我坐在后座上，双手抓着他的衣角，风吹过来，他的衬衫鼓得像一面帆。他回头对我说：“坐稳了。”然后用力蹬了几下，自行车冲下一个坡，我吓得闭上眼睛，又忍不住笑出声。
那个坡，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