奶奶走那年，我十一岁。
她最后那几个月，总爱坐在院里的槐树下，眯着眼看天，嘴里念叨着同一句话：“人这一辈子，就是根拴着风筝的线，飞得再高，底下的根一断，就什么都没了。”
我当时不懂，只觉得她老糊涂了。后来我考上大学，离开那个皖北小县城，一路飘到北京。面试、租房、加班、挤地铁，日子像被按了快进键。我甚至很少想起她。
直到上个月，我搬了第四次家。
新租的房子在五环外一个老小区的六楼，没电梯。搬家公司只把东西扔在楼下，我一件件往上扛。最后一个是奶奶留下的樟木箱子，我妈非要我带着，说“压箱底，图个念想”。箱子不重，但棱角硌得肩膀生疼。
到了门口，我掏出钥匙，却怎么也捅不进锁眼。楼道灯坏了，手机电筒照着，才发现锁芯里塞了半截断掉的钥匙——不知道哪个租户干的好事。
我蹲在门口，汗顺着脖子往下淌。隔壁的炒菜声、小孩哭闹声、电视新闻声，全挤在走廊里。我忽然就哭了。
不是委屈，是累。一种说不清、又甩不掉的累。
后来叫了开锁师傅，折腾到晚上九点才进门。我把箱子推进卧室角落，没力气打开，倒头就睡。
第二天是周六，阳光从没拉严的窗帘缝里漏进来。我坐在地铺上，愣愣看着那个箱子。鬼使神差地，我找了把螺丝刀，撬开了那把小铜锁。
箱子里的东西不多：几件旧棉袄、一本发黄的户口本、一个铁皮饼干盒。我打开盒子，里面是奶奶的顶针、几枚铜钱，还有一张叠得四四方方的纸。
纸已经脆了，边角一碰就掉渣。展开，是奶奶的字迹，歪歪扭扭的铅笔字：“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七，今天秀兰家的二丫头嫁到市里去了，彩礼八万八。我坐在门口看了一下午，觉得那闺女像只风筝，线还在她娘手里攥着呢。”
下面又有一行：“二零零一年腊月二十三，小年。你爸来电话说今年不回了，工地忙。我挂完电话，去村口站了会儿。风大，把电线吹得呜呜响，像哭。”
再往下，字迹越来越淡，最后一行是：“二零一零年三月初二，今天精神好点，给你做了双鞋垫，搁在柜子最上层。你妈说你考上了北京的大学，奶奶高兴。别挂念我，好好飞。”
我盯着那张纸，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。
奶奶说的那根线，我这些年一直以为是老家、是父母、是回不去的童年。但此刻我坐在这间月租两千三的隔断房里，看着窗外的北京灰蒙蒙的天，忽然明白了——
那根线，是从来没人告诉过我，风筝飞远了以后，该怎么自己收线。
我拿起手机，给我妈发了条微信：“妈，奶奶以前总说的那句话，到底啥意思？”
等了十分钟，没回。我又打过去，响了两声就挂了。再打，关机。
我翻通讯录，找到我爸的号。上次通话还是去年春节，他催我回去相亲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拨了过去。
通了。那边很吵，像在饭局上。我爸含含糊糊地“喂”了一声。
“爸，我妈电话咋关机了？”
“哦，你妈啊……她不在家。”
“去哪儿了？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然后我爸压低声音说：“你妈上个月查出来有点毛病，来省城住院了。没敢告诉你，怕你分心。”
我的心猛地一沉。
“什么毛病？”
“也不是大事，就是……你啥时候有空回来一趟吧。”
他挂了。
我握着手机，坐在那个樟木箱子旁边，看着奶奶的字条。窗外楼下，有小孩在放风筝，线轴吱吱呀呀地转，风筝越飞越高。
我突然想起，奶奶最后那张字条上，还有一行小字，我刚刚没仔细看。
我把纸重新展开，凑到灯下，看见她写的是：“你爸说北京的楼高，能摸着云彩。奶奶想啊，那云彩底下，该有多少断了线的风筝呢。”
我关掉手机，把脸埋进手掌里。
原来，早在她走之前，就什么都看见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