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搬进这间出租屋的第一个早晨，就被隔壁的吵架声吵醒了。
不是真吵。是那种压着嗓子、怕被人听见的争执，像闷在被子里的雷。女人说：“你就不能跟他说说？都五年级了，数学还在八十分晃荡。”男人回了一句什么，声音更低，听不清。接着是门被带上的闷响，然后一切归于安静。
我看了看手机，六点四十。窗外是灰蒙蒙的天，对面楼的窗户还暗着。这栋楼是九十年代的老公房，隔音差得离谱，楼上走路像踩在我头顶，隔壁打电话我能听清对方说什么。
搬来半个月，我摸清了邻居的作息。那对夫妻，男人七点出门，女人送孩子上学，九点回来。周末很少见他们出门，偶尔能听见孩子弹钢琴，断断续续的，总在同一个地方卡住。
有天晚上加班到十点多，在地铁末班车上碰到那个男人。他靠着车门，领带松了半截，眼皮耷拉着。我站在他旁边，车厢空荡荡的，只有车轮碾过铁轨的声响。他忽然开口：“你也住那个小区？”
我愣了一下，点头。
他说他见过我几次，在电梯里。然后就没话了。到站后我们一前一后出站，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。他走得很快，我跟在后面，看见他掏钥匙的时候，手在发抖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在一家教辅公司做销售，这个月业绩差两万，再完不成就要走人。妻子在商场做收银，两班倒。孩子上的补习班，一节课两百八，每周两节。这些是他某天深夜在楼道里打电话时说的，我下楼扔垃圾，听见他对着手机说：“妈，再借我五千，下个月发工资就还。”
那之后我总注意他。早上出门，他站在电梯最里面，西装笔挺，头发梳得整齐。但皮鞋后跟磨得厉害，有一边已经歪了。他从来不在地铁上看手机，就盯着门上方的站点灯牌，一站一站地数。
有天早上，他突然递给我一张纸条。纸条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，折了两折。我接过来，他冲我点了个头，挤进人群下了车。
纸条上写着一个手机号，下面一行字：“方便的话，帮我儿子补补数学。价钱好说。”
我攥着那张纸条，在地铁门关上之前，看见他在站台上回头看。隔着玻璃，他的表情看不太清，但那个动作我记得很清楚——他把右手举到胸前，朝我摆了摆。
晚上回去，我敲了他家的门。开门的是他妻子，系着围裙，头发用夹子随便别着。她看见我，愣了一下，然后回头喊：“老赵，是找你的？”
他走出来，手上还沾着洗洁精的泡沫。看见是我，他笑了，笑得很短，像是怕笑久了会被人看见似的。
“进来坐。”他说。
客厅很小，茶几上摊着孩子的作业本。墙上贴着奖状，都是什么“进步之星”、“劳动小能手”。电视机柜上摆着一家三口的合影，孩子大概七八岁，咧着嘴笑，缺了一颗门牙。
他给我倒了杯水，坐在我对面，搓着手说：“我看你好像也是做教育的？经常看你背个电脑包，上面印着培训机构的名字。”
我说我是在一家线上教育公司做课程设计，不是老师。
“那也比我强。”他说，然后看了眼卧室的方向，“孩子他妈不放心外面的老师，说太贵了，又不一定能教好。你住隔壁，方便，价钱我们好商量。”
我没接话。他又说：“他其实挺聪明的，就是粗心。上次考试，最后一道大题他做对了，前面填空错了四个，全是看错数字。”
他说话的时候，眼睛一直看着茶几上的作业本。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本子翻到最后一页，上面用红笔写着：“家长签字”。下面签着两个字，歪歪扭扭的，像是小学生写的。
“你签的？”我问。
他点头，又赶紧摇头：“他不让我签，说我字丑。他妈下班晚，我就偷偷签了。”
说完他笑了，这次笑的时间长了些，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。
我答应周末来给孩子看看。他送我出门的时候，忽然压低声音说：“别跟他说是我找你的，就说是邻居哥哥看他在做作业，顺便教教。”
我点头。他关上门，我听见里面传来妻子的声音：“人家答应了？”
“嗯。”
“多少钱？”
“还没谈。”
然后是一阵沉默。
我回了自己屋，躺在床上，天花板上有一片水渍，形状像一张地图。隔壁传来断断续续的钢琴声，又是那个地方，又卡住了。
周末我过去的时候，孩子坐在书桌前，手里转着笔。他看了我一眼，又低下头。他妈妈在旁边站着，端了盘切好的苹果。
“叫哥哥。”她说。
“哥哥。”孩子叫了一声，声音很小。
我坐下来，翻开他的数学卷子。八十七分，错的全是计算题。我指着其中一道说：“这个你其实会做，就是抄错了数。”
他抬头看我一眼，眼睛很亮。
那天下课后，他爸爸送我出门，在楼道里塞给我一个信封。我捏了捏，挺厚的。
“先按十次课算，”他说，“不够再说。”
我推回去，他硬塞到我手里。他的手很糙，指节粗大，指甲缝里还有灰。
“拿着，”他说，“应该的。”
我只好收下。他转身回去的时候，我看见他后背有一块汗渍，从肩胛骨一直湿到腰。那天其实不热。
后来我每周去两次。孩子的成绩慢慢上来了，九十二、九十五，有一次考了九十八。他爸爸每次见到我都要说谢谢，说的时候眼睛总是看别处。
有天晚上，我在地铁上又碰见他。他还是贴着门站着，这次手里拿着一张纸。我凑过去看了一眼，是一张成绩单，数学一栏写着“100”。
他看见我，把成绩单折起来，塞进口袋。然后他说：“明天开始，不用来了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我问。
“孩子他妈说，不能老麻烦你。”他顿了顿，“其实是我不想让他太累。考一百分又怎么样呢？我小时候也考过一百分。”
地铁到站了，他先下去。我跟着他走出站，风很大，他把外套的拉链拉到最上面。路灯下，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，像一根绷紧的弦。
“老赵。”我叫住他。
他回头。
“那个纸条，你还留着吗？”
他从口袋里掏出来，已经皱巴巴的了。他展开，看了看，又折好放回去。
“留着。”他说。
然后他朝我摆了摆手，转身走进夜色里。
那之后，我再也没在电梯里碰见他。他妻子说，他换工作了，跑销售要经常出差。
后来有一天，我在信箱里发现一个信封，没有署名，里面装着那个纸条。纸条背面多了一行字，是他儿子的笔迹：
“谢谢哥哥。”
我把纸条夹进书里，放在书架上。偶尔翻到，会想起那个总贴着门站着的男人，和他手里那张一百分的成绩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