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两点四十七分，我站在收银台后面，看着冷柜的灯管嗡嗡作响。白炽光把每包速食都照得惨白，像停尸房里的标签。
这是我在便利店上夜班的第三个月。离婚冷静期还剩二十七天。白天我睡在出租屋，夜里就守着这间二十四小时亮着的小店，听冰柜压缩机叹气，看窗外偶尔驶过的出租车。
一个穿灰色风衣的女人推门进来，带进一股十一月深夜的冷气。她没看我，径直走到关东煮的格子前，用纸杯装了三串鱼丸、两根蟹棒。动作很慢，像是在等什么。
我低下头刷手机。朋友圈里，前妻刚发了一张夜景——她公司楼下的银杏路，配文是“加班到胃疼”。定位在城南，离这里不到三公里。
“叮——”关东煮机响了。女人端着纸杯走到窗边的高脚凳上坐下，掏出手机。她背对着我，肩膀微微弓着，像怕冷。
然后我听见她说：“喂，老公，我今晚加班，你先睡吧。”
声音很轻，但夜里太安静了，每一个字都像掉在地上的硬币。那个语调，那个尾音上扬的“吧”——我全身的汗毛竖了起来。因为我认识这个声音，听了八年。
是我的前妻。
她的通话还在继续：“嗯，方案还没改完……不用来接，我自己打车回去……你早点休息，明天还要送孩子上兴趣班。”
孩子。我们没有孩子。离婚原因之一，就是她一直说不急。
她挂了电话，没回头，继续吃关东煮。我看着她的背影，风衣领子上沾着一点白色粉末，像是粉底蹭到了。右手无名指上，有一枚银戒，在荧光灯下反着细碎的光。
我嗓子发紧，想开口叫她，却发现自己连该用什么称呼都不知道。前妻？还是陌生人？
这时她又拨了一个电话。这次声音压得更低，几乎贴着话筒：“是我。我刚到便利店……嗯，他不在家。你过来吧，买包烟。”
她停顿了几秒，忽然笑了一声，很轻很短。然后说：“别买贵的，十块钱那种就行。”
我攥紧手里的扫码枪，感觉到塑料外壳硌着掌心。
她站起身，朝收银台走来，把空纸杯放在台面上，从包里摸出一张二十块。我终于看清了她的脸——不是前妻。眼角多了一颗泪痣，嘴唇更薄。
可那声音，那说话的习惯，那低头时露出的颈线……太像了。
“再要一包红双喜。”她说。
我机械地扫码，找零。她接过烟，撕开，抽出一根叼在嘴上，也不点火，就这么推门走了出去。
便利店的门自动合拢，冷风被挡在外面。我站在收银台后面，看着那根没点燃的烟在她嘴角微微颤动，消失在玻璃门外的黑暗里。
手机震了一下。前妻又发了条朋友圈：一张空荡荡的办公室照片，配文“终于搞定了，回家”。定位还是在城南那栋写字楼。时间是凌晨三点十二分。
她从来不加班的。八年婚姻里，她最讨厌加班。
我点开她的头像，对话框还停在上个月——她发来一条消息：“后天去民政局，别忘了带证件。”我回了个“好”。
现在我想问她：你今晚到底在哪里？
手指悬在屏幕上方，迟迟没落下。冷柜的嗡鸣声忽然变得很大，像潮水一样涌过来。
那个买关东煮的女人，那根没点的烟，那声压低了嗓音的笑——它们卡在我喉咙里，像一颗没咽下去的鱼丸。
我把手机扣在收银台上，屏幕朝下。凌晨三点十七分，便利店很安静，只有冰柜在不停地说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