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来我总在凌晨三点醒来。
不是被吵醒的，是自己醒的。像身体里装了个闹钟，一到点就自动开机。
我躺在床上听楼道。
没有行李箱的声音。
只有隔壁那对夫妻的呼噜声，一高一低，像在打架。
那天之后，我开始注意楼上。
不是跟踪，就是……顺耳朵听。
她好像真的在便利店上夜班。每天晚上十一点出门，凌晨六点回来。脚步声很轻，像怕踩死蚂蚁。
有几次我在楼道碰见她。
她总是低着头，头发挡着脸，手里攥着手机。
我说：“早。”
她愣了一下，才说：“早。”声音还是哑的。
有一次，凌晨两点多，我饿了，下楼去便利店买泡面。
她站在收银台后面，正在往关东煮里加汤。动作很慢，像是在发呆。
我拿了泡面，又拿了一瓶水。走到收银台前，她把关东煮的盖子盖上，抬头看我。
“八块五。”她说。
我掏钱的时候，看见她手腕上有一道红印。像是被什么勒过。
我没问。
她扫了码，把袋子递给我。
“你逗我呢，”我说，“泡面要两块，水两块，加起来四块，怎么是八块五？”
她低头看了一眼屏幕，脸一下子红了。“对不起，我按错了。”
她重新扫了一遍。
“四块。”她说。
我付了钱，拎着袋子走了。走到门口，回头看了一眼。
她又在发呆，盯着关东煮冒出来的热气。
不是吧，她好像有点不对劲。
但我没多想。谁还没个发呆的时候。
又过了几天。
半夜三点，我醒了。不是自然醒，是被手机震醒的。
我摸到手机，屏幕上是一个陌生号码。
接起来，那边没声音。
“喂？”
还是没声音。
我正要挂，听见那边有人说：“能……能借一下充电器吗？”
是小陈的声音。
“我的手机没电了，”她说，“便利店里的充电器坏了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
“你等一下。”
我爬起来，翻出充电器。打开门，她就站在门口。
穿着那件碎花衬衫，外面套了一件便利店的工作服。头发扎起来了，露出整张脸。
眼睛还是红的，但没哭。
她把手机递给我。
我接过来，插上充电器。屏幕亮了，显示电量1%。
“谢谢。”她说。
“没事。”
她站在那儿，没走。
“那个……”她说，“我能进去坐一会儿吗？就一会儿。”
我侧身让她进来。
她坐在沙发上，看着手机屏幕慢慢亮起来。
我给她倒了一杯水。
“谢谢。”她说。
“你说了好多次谢谢了。”
她笑了一下，很勉强。
手机充到5%的时候，她站起来。
“我得回去了。”她说，“店里的冰柜还没关。”
她拔掉充电器，走到门口。
“那个行李箱，”我说，“你后来拖回去了？”
她转过身，看着我。
“嗯。”她说，“拖回去了。”
“那些划痕，”我说，“是搬家留下的？”
她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不是。”她说，“有些是，有些不是。”
她没再说下去。
走了。
我关上门，躺回床上。
睡不着。
脑子里全是她手腕上那道红印，还有她说“有些不是”时候的表情。
凌晨三点，楼道里很安静。
但我总觉得，有什么东西正在慢慢靠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