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两点五十八分，我从监控室出来，按惯例开始第三次车库巡逻。
地下二层，B区，灯管坏了两根，光线暗得像水底。我的脚步声在空荡的水泥柱间来回弹，偶尔压到一颗石子，声音就格外刺耳。
转角的时候，我看见了那个女孩。
她坐在通往安全通道的防火门边，背靠着墙，膝盖上放着一只红色的小包。穿一条正红色的连衣裙，在惨白的日光灯下，那颜色像一团没熄灭的火。
我第一反应是：哪个业主喝多了？走近两步，发现她没醉。她手里夹着一支细长的烟，烟灰已经积了老长，她也不弹。
“你好，这里不能抽烟。”我说。
她抬起头来。很年轻的一张脸，大概二十出头，眼睛有点红，但没哭。她看了看我胸口的工牌，又低头看了看烟，轻轻“嗯”了一声，把烟摁灭在墙角的灭火器箱上。
“你住这栋？”我又问。
“不是。”她回答得很快，“我等人。”
等人等到凌晨三点，在地下车库的防火门边。我没追问，但也没走远。我退到五米外的一根柱子旁边，假装检查消防栓的日期标签。
她没赶我走。
大概过了五分钟，她突然开口：“你每天这个时候都巡逻吗？”
“嗯，三班倒，这周是夜班。”
“夜班……很辛苦吧？”
“习惯了。白天睡四个小时，晚上顶十二个小时。”我说完，自己都觉得这话听起来有点惨。她倒是笑了一下，很轻，像叹气。
“你等的人还来吗？”这次是我主动问的。
她沉默了一会儿，把那只红色小包抱在怀里，说：“可能不来了吧。”
那个“吧”字拖得很长，像是给自己一个台阶下。我没接话，继续看消防栓。她忽然站起来，拍了拍裙子后面的灰，朝我走了两步。
“大哥，你身上有零钱吗？我手机没电了，想打车回去。”
我从口袋里摸出两张十块和几个硬币，全部递过去。她愣了一下，只拿了二十块，把硬币推回来：“够了，够到家。”
她往出口方向走了几步，又回头：“谢谢你。明天……明天你还值夜班吗？”
“值。”
“那我明天还来，还你钱。”她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神很认真，不像客套。
我看着她的红裙子消失在楼梯间的阴影里。电梯口的风呼呼地灌上来，我忽然觉得这个凌晨没那么长了。
第二天，她没有来。
第三天也没有。
但第四天凌晨，我在地下车库的监控屏上，又看见了那团红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