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攥着那两杯豆浆，站了快二十分钟。
站台空荡荡的，只有清洁工在拖地。拖把划过瓷砖的声音，刺啦刺啦的，像在刮我的耳膜。
不是吧，就这么走了？
我把豆浆放在柱子旁边，想着她要是回来还能喝上。走了两步又折回去，把豆浆挪到柱子后面，怕被清洁工当垃圾收走。
我真服了，做这些有什么用？
第二天中午，我请了半天假。没去公司，直接去了那个站台。
白天的地铁站跟晚上是两个世界。人来人往，脚步声、广播声、刷卡机的滴滴声，吵得人头疼。
我找到那个保安，他正在值班室里吃盒饭。
“阿姨后来怎么样了？”
保安扒了一口饭，含糊不清地说：“哪个阿姨？”
“就那个收废品的。”
“哦，她啊。”他咽下饭，“昨天下午回来过一趟，推着三轮车，腿上缠着纱布。我问她怎么不去医院，她说没事，皮外伤。”
“她人呢？”
“走了。说要去东边那个小区收废品，那边周末扔的纸箱多。”
我走出地铁站，太阳晃得人睁不开眼。
东边那个小区，我知道。是个老小区，离这儿三站路。
我坐公交过去，在小区门口转悠了一个多小时。没看见她。
倒是看见几个收废品的，都是年轻人，骑着电动三轮车，车上的喇叭循环播放：“收旧家电、废纸箱、塑料瓶——”
声音很大，很吵。
我忽然想，阿姨那辆手推三轮车，怎么跟这些人抢生意？
又过了一天。
晚上十一点，我又去了那个站台。
这次带了保温杯，装了热水。还有一盒创可贴，一卷纱布。
她在。
还是那辆三轮车，还是那件蓝色工装。她正蹲在地上，把几个压扁的纸箱往车上摞。
腿上的纱布露在外面，脏了，边缘磨得起了毛。
我走过去，把保温杯递给她。
她抬起头，愣了一下。然后笑了，缺了的那颗门牙的地方，黑黑的。
“又是你啊。”
“阿姨，喝点热水。”
她接过保温杯，没急着喝，先拧开盖子闻了闻。
“白开水？”
“嗯。”
她喝了一口，咂咂嘴，又喝了一口。
“你咋又来了？”她问我。
我张了张嘴，说：“我加班。”
“加什么班，年轻人别老熬夜。”她又说了一遍这句话。
我笑了笑，没接话。
她把保温杯放在车把手的塑料袋里，继续码纸箱。动作还是那么慢，每弯一次腰，都要用手撑着膝盖。
“阿姨，你腿没事吧？”
“没事，磕了一下。”她头也不抬，“死不了。”
我站在旁边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她码完纸箱，拍了拍手，推着三轮车往外走。
我跟着她走了几步。
她停下来，回头看我：“你跟着我干啥？”
“我……我顺路。”
她盯着我看了几秒，眼神有点警惕。
然后她说：“小伙子，你要是可怜我，不用。”
“不是……”
“我活得下去。”她打断我，语气硬邦邦的，“不用人可怜。”
她推着车走了，步子比上次快。
我站在原地，看着她拐过街角，消失在路灯照不到的黑暗里。
保温杯还在她车上。
我忽然觉得自己挺可笑的。
人家活得好好的，我在这儿演什么好人？
可是——
可是她腿上的纱布，真的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