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三点四十七分，我站在收银台后面，盯着墙上的监控画面发呆。便利店的白炽灯把整个空间照得惨白，货架上的泡面和饮料整齐得像阅兵方阵。自动门开合的声音在夜里格外刺耳，但通常不会有人在这个点进来。
除了她。
门铃响了，我抬起头。一个穿着灰色卫衣的女孩走进来，帽檐压得很低，只露出半张脸。她径直走向冷柜区，脚步很轻，像怕吵醒什么似的。我知道她会拿什么——两包特价便当，一包香菇滑鸡，一包鱼香肉丝。收银机上的小票总是显示着同一个数字：六块八。
扫码的时候，我看见她手指上有洗不掉的油渍，指甲边缘有些毛糙。她从来不抬眼看我，只是把皱巴巴的零钱放在台面上，然后拎着便当快步离开。塑料袋在她手里晃荡，消失在路灯照不到的巷子里。
我开始留意她。有时候她会在凌晨一点出现，有时候是四点。但从来不会超过五点半，因为那时候早班公交开始运营，附近工厂的工人会涌进来买包子。她像是刻意避开所有人。
有一次，我故意多拿了瓶水想送她，她已经走了。塑料袋在夜风中鼓起来，她走得很急，像身后有什么在追。便利店外面就是主干道，深夜偶尔有卡车呼啸而过，她的身影在车灯里一闪就没了。
我查了下监控回放。她总是从东边来，往西边去。东边是城中村，西边是个正在拆迁的老工业区。工业区那边没什么人住，只有几栋还没拆完的职工宿舍楼，墙皮剥落，窗户用木板钉着。
那天凌晨下着小雨，她照例来了。卫衣上全是水珠，头发贴在脸上。她站在冷柜前愣了几秒，我听见她吸鼻子的声音。然后她拿了三包特价便当，走到收银台前时，我看见她眼睛红了，像是哭过。
扫码的时候，我忍不住说：“今天雨大，要不拿把伞？”
她愣了一下，摇摇头，把零钱推过来。硬币在台面上滚了两圈，掉在地上。叮当一声，她弯腰捡起来，手有些抖。我注意到她卫衣袖口磨破了，露出的手腕很细，骨节突出。
她把硬币放在台面上，转身就走。自动门打开，冷风灌进来，我打了个哆嗦。塑料袋在她手里晃得更厉害了，像随时会断掉。
后来我调了班，专门上夜班。店长问我为什么，我说白天太吵。其实是想看看她到底去了哪里。
有一天我提前下班，躲在便利店斜对面的公交站台后面。凌晨四点十分，她出现了，手里拎着塑料袋，脚步匆匆。我远远跟着她，保持大概五十米的距离。她穿过马路，拐进一条没有路灯的小巷，我差点跟丢。
巷子尽头是一栋老旧的职工宿舍楼，楼梯间的灯坏了，她摸黑爬上去。我站在楼下，听见铁门开关的声音，然后整栋楼又陷入安静。楼下的垃圾堆旁边蹲着一只橘猫，看见我喵了一声，又低头舔爪子。
第二天晚上，她没来。第三天也没来。第四天凌晨，我盯着空荡荡的冷柜，心里莫名发慌。香菇滑鸡和鱼香肉丝的货架空了一块，那是她平时拿的位置。我补了货，又盯着它们看了很久。
第五天，她来了。但没有拿便当，只是站在冷柜前面，低着头。我等了很久，她才慢慢走到收银台，递给我一张纸条。纸条上写着几个字，字迹歪歪扭扭的：“谢谢你，我要走了。”
我抬头看她，她终于把帽檐掀起来一点。很年轻的脸，大概二十出头，眼睛很亮，但眼窝有些凹陷。她冲我笑了一下，嘴角扯得很勉强，然后转身走了。
我想叫住她，喉咙却像被什么堵住。自动门关上，她的背影融进夜色里。
那天之后她再也没来过。我把那张纸条夹在工作日志里，每次翻到都会愣一下。冷柜里的特价便当依然每天进货，香菇滑鸡和鱼香肉丝，六块八一份。
后来听老员工说，那片工业区要彻底拆了，建什么商业综合体。职工宿舍楼里的人早就搬得七七八八，只剩下几个钉子户。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其中一个，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。
只是每次上夜班，凌晨三点到五点之间，我还是会下意识地看向门口。自动门开了又关，进来的总是陌生面孔。他们买烟、买啤酒、买关东煮，没有人会盯着冷柜发愣。
但我知道，有些东西会一直留在那里。就像冷柜里永远亮着的灯，就像凌晨四点的便利店，就像那些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