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两点四十七分，我撕开第三桶泡面的封膜。
热水注入的瞬间，那股熟悉的酱料味混着廉价塑料味涌上来，和上个月、上上个月、每一个夜班夜里闻到的味道一模一样。便利店的白炽灯嗡嗡响，照得地面瓷砖发白，像停尸房。
手机屏幕亮了一下，是陈屿发来的消息：还没睡？
我没回。
三点零五分，他把视频通话请求挂断了。我盯着屏幕上那个红色的小叉看了很久，久到泡面已经泡过了头，面条软烂得夹不起来。
陈屿在深圳，我在西安。异地恋第三年，我们之间的时差只有一个小时，但感觉隔着整个太平洋。他的白天是我的黑夜，他的深夜是我的凌晨。我们像两颗被刻意错开的行星，各自在自己的轨道上转，偶尔交汇时，连信号都是迟滞的。
“你那边怎么那么亮？”上回视频时他问。
我举着手机给他看便利店的天花板：“夜班，你说呢。”
他沉默了几秒，然后说：“要不换个工作？”
我没接话。他知道我为什么守着这份夜班——白天能去上进修课，能接零散的文案单子，能攒钱。他也知道我最讨厌听“要不”开头的句子，因为后面永远跟着一个他替我做的决定。
凌晨三点二十一分，一个穿灰色外套的中年男人推门进来。他买了一瓶矿泉水，在收银台前站了很久，最后问：“有充电器吗？”
“只有数据线。”我从抽屉里翻出一根。
他接过去，坐在靠窗的塑料凳上充电。手机屏幕亮起来的时候，我看见他的壁纸是一个小女孩的照片，扎着两个小辫子，笑得露出豁牙。
“女儿？”我问。
他点点头，没说话。
三点四十分，他走了，矿泉水没喝，充电线还插在电源上。我追出去的时候，他已经消失在夜色里。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像一条被扯断的橡皮筋。
我把充电线收好，放回收银台下的抽屉。抽屉里还有半包陈屿去年寄来的牛肉干，已经过期三个月了。
四点整，交接班的老周提前来了。他看了一眼我的脸色，没说什么，只是从保温杯里倒了杯热水递过来：“喝点，别老泡面。”
“嗯。”
走出便利店的时候，天还是黑的。四月的凌晨冷得不像话，我把外套拉链拉到顶，低头往出租屋走。手机又震了一下，还是陈屿：明天我去西安出差，有空见一面？
我停下脚步，站在路灯底下，把那句话看了三遍。
然后锁屏，继续走。
风很大，吹得路边梧桐树的新叶子哗啦啦响。我突然想起大学时候，陈屿总在半夜翻墙出宿舍，就为了给我送一碗热馄饨。那时候他跑得飞快，馄饨汤一滴都不洒。
现在他只会发消息问“有空见一面”。
我摸了摸口袋里的充电线，想着明天要不要带到店里去，万一那个男人又来了呢。
回到出租屋的时候，四点三十七分。我打开微信，陈屿的头像旁边多了个红色数字。
我点开，是语音通话记录，凌晨三点十二分，持续三秒。
他大概是想打过来，又挂断了。
我把手机扔在床上，去卫生间洗脸。镜子里的人脸色蜡黄，眼眶发红，像便利店那盏坏掉的日光灯。
躺下之后，我闭上眼睛，脑子里却全是那个男人的背影，和那根插在墙上的充电线。
不知道他有没有回到家。不知道他女儿有没有等他。不知道他为什么凌晨三点在街上走。
这些问题没有答案，就像陈屿那个三秒的语音通话。
天快亮的时候，我做了个梦。梦里我还在那家便利店，泡面架子空了，玻璃门锁死了，手机没信号。陈屿站在窗外，隔着玻璃朝我喊话，但我一个字都听不清。
醒来的时候枕头湿了一片。
我拿起手机，给陈屿回了一条消息：明天几点到？
发送之后，我又补了一句：我上夜班，白天有空。
然后我把手机调成静音，翻了个身，继续睡。
窗外的天已经亮了，鸟叫得很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