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这家24小时便利店干了八个月。
夜班从晚上十点到早上七点，工资比白班多三块五。店在城中村边上，白天卖些烟酒饮料，晚上就成了流浪猫和代驾司机的避风港。
我见过凌晨两点来买啤酒的中年男人，西装革履，坐在门口台阶上喝完了才走。见过三点来借充电器的外卖小哥，手机屏幕碎成蛛网，还亮着没送完的单。见过四点半来买卫生巾的姑娘，头发湿漉漉的，像是刚从哪场雨里逃出来。
但最让我在意的，是每天凌晨四点整推开玻璃门的那个女孩。
她大概二十出头，瘦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卫衣，帽檐压得很低。每次进来都直奔关东煮柜台，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十块钱，递给我，然后指指最左边那格——鱼丸。
三个鱼丸，一串打包，不要辣，汤要多一点。
我从没见她笑过，也没听她说超过两个字。一开始我以为她是哑巴，后来发现不是——她偶尔会小声嘟囔什么，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在跟谁说话。
那声音太轻，隔着收银台根本听不清。
有回我多给了她一个鱼丸，她愣了一下，把多的那个夹出来放回格子，然后推门走了。
后来我就不多给了。
夏天快结束的时候，台风来了。雨下得跟天漏了似的，店里只有我一个人。凌晨三点五十，我心想她今晚肯定不来了。
结果四点整，门开了。
她浑身湿透，卫衣贴在身上，水滴顺着帽檐往下淌。她站在门口犹豫了几秒，还是走到关东煮前，掏出那张十块钱——湿漉漉的，几乎要烂掉。
“今天没有鱼丸了。”我说。
她抬头看我。
我这才看清她的脸。很普通的一张脸，颧骨有点高，嘴唇因为冷而发白。但她的眼睛很亮，亮得不像一个每天凌晨四点来买三块钱鱼丸的人。
“只剩甜不辣和萝卜。”我补了一句。
她没说话，把钱放回口袋，转身要走。
“等一下。”我叫住她，从柜台下拿出自己的保温杯，“还有一杯关东煮汤，没卖完的，你要不要？”
她停了停，回头看我。
我把盖子拧开，热气冒上来。她走过来，接过杯子，喝了一口。
然后她哭了。
不是嚎啕大哭，是那种眼泪无声地往下掉，嘴唇抿得死紧，像是怕发出声音。
我没说话，也没动。
过了大概一分钟，她把杯子还给我，用袖子擦了把脸，说：“谢谢。”
那是她第一次开口。
然后她推开门，走进雨里。
保温杯里还剩大半杯汤，我喝完，发现上面浮着一层油花，有点咸。
第二天她没来。
第三天也没来。
第四天，凌晨三点五十五分，我站在柜台后面，盯着那扇玻璃门。
四点整，门开了。
进来的不是她，是个穿灰色工装的男人，四十来岁，手里拎着一个红色塑料袋。他把袋子放在收银台上，说：“我女儿让我给你的。”
我打开袋子，里面是一盒鱼丸，还冒着热气。下面压着一张纸条，歪歪扭扭写着三个字：
“明天见。”
我抬头想问什么，工装男人已经走了。
第五天凌晨四点，她来了。
穿着干净的白色T恤，头发扎起来了，露出额头。她走到柜台前，递给我十块钱，说：“两个鱼丸，一个甜不辣。”
我接过来，给她打好，打包。
她接过袋子，顿了顿，说：“我叫小满。”
“我叫陈磊。”我说。
她点点头，走了。
那天之后，她还是凌晨四点来，但偶尔会多说几句话。比如“今天好冷”，或者“汤有点咸”。
我也渐渐知道，她在附近一家电子厂上夜班，每天三点四十五下班，走十五分钟到便利店。
“为什么走这么久？”我问。
“因为另一条路没有路灯。”她说。
十月底的一个晚上，她又没来。
连续三天。
第四天晚上，我下了班没有回家，去了她说的那家电子厂。
保安不让进，我就在门口等到七点，看见灰工装男人出来。
“你是那个便利店的小伙子？”他认出我。
“小满呢？”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她上周辞职了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她妈病了，回老家了。”他从兜里掏出手机，翻出一张照片给我看——小满穿着病号服，躺在病床上，瘦得脱了相。
“不是她妈。”他说，“是她自己。”
我盯着那张照片，心脏像被什么东西攥了一下。
“她不让告诉你。”工装男人叹了口气，“但我觉得，你应该知道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