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搬进这栋楼的时候，是2019年秋天。
楼是那种老式的筒子楼，走廊里常年晾着滴水的衣服，墙角堆着没人认领的纸箱。我的房间在四楼尽头，朝北，窗户对着另一栋楼的墙，白天也要开灯。
房租四百块，押一付三。房东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，收钱的时候眼睛盯着我手里的现金，数了两遍才塞进腰包。她说，小姑娘一个人住注意安全，隔壁那个男的你别理他。
我问为什么。
她说，他脑子有毛病。
我没放在心上。搬进去的第一个星期，我忙着找工作，每天早出晚归。简历投了一百多份，面试了十几家，最后在一家小广告公司做文案，月薪三千五，试用期八折。
公司要求穿正装，我买不起好的，在夜市花八十块买了套西服，料子硬邦邦的，穿在身上像套了层盔甲。每天早上出门前，我都会对着镜子把领子翻好，然后深吸一口气，走进那条永远潮湿的走廊。
第一次见到隔壁那个男人，是在一个周六的深夜。
我刚洗完澡，正坐在床上吃泡面。门突然被敲响了，很轻，像是怕惊动什么人。我以为是房东，打开门，看到一个瘦高的男人站在门口，穿着件洗得发白的T恤，头发乱糟糟的，眼睛却亮得吓人。
他看着我，咽了口唾沫，说，你还有吃的吗？
我愣了一下。他指了指我手里的泡面碗，说，我闻到了，很香。我饿了。
他的声音很轻，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转身从箱子里拿出一包还没拆的泡面递给他。他接过去，说了声谢谢，然后关上了门。
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。
后来这种事就变成了常态。每隔两三天，他总会敲我的门，问我要吃的。有时候是泡面，有时候是饼干，有时候是面包。我渐渐习惯了，每次买吃的都会多买一份。
他不白拿。有时候会给我钱，五块十块的，皱巴巴的纸币。我不想要，他就硬塞给我，然后飞快地关上门。
我试图跟他聊天，但他总是避开我的目光。有一次我问他叫什么名字，他说，你叫我老陈就行。然后又说，我今年四十二了。
四十二岁，住在四百块的出租屋里，半夜敲隔壁小姑娘的门要吃的。我不知道他经历过什么，但我没有问。
2020年初，疫情来了。公司裁员，我成了第一批。房租交不上了，房东天天来催，说再不交就让我搬走。我躲在房间里，不敢出声。
那天晚上，老陈又来敲门了。
我打开门，他看着我，突然说，你是不是没钱了？
我没说话。他转身回屋，拿了一个信封出来，里面装着两千块钱。他说，你先用着，不着急还。
我说不要，他就急了，说，你不要我就扔了。
我收了钱，说谢谢。他摆摆手，又关上了门。
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。
第二天，房东来敲门，说老陈死了。
警察说是猝死，倒在房间里，手里还攥着半包方便面。房东打开他的房间，里面只有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一个旧衣柜。桌子上放着个笔记本，翻开全是日记。
房东说，他以前是个中学老师，教语文的，写得一手好字。后来他老婆跟他离婚，孩子跟了妈妈，他就辞了工作，一个人搬到这儿来。
日记里写，他每天晚上都饿，不是肚子饿，是心里饿。他不敢跟人说话，怕别人看他笑话。只有敲我的门的时候，他才觉得自己还活着。
最后一篇日记写在他死前那天：今天又去敲了隔壁小姑娘的门。她给了我两包泡面，我吃了一包，留了一包。我想跟她说，她让我想起了我女儿。
我搬走了。临走那天，我把那两本日记带走了。后来我找到了新工作，攒了点钱，换了个朝南的房间。
那两千块钱，我到现在都没还。
我只是偶尔会想起那碗泡面的味道，想起那个瘦高的男人站在门口，眼睛亮亮地问：你还有吃的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