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三点十七分,我又一次在出租屋里失眠。窗外的路灯把柏油路照得发白,偶尔有辆电动车无声滑过。空调外机嗡嗡转着,像一只困倦的蜜蜂。我套上拖鞋,决定下楼买瓶汽水。
小区门口的便利店还亮着,收银台后面坐着一个戴眼镜的姑娘,正低头看手机。我没进去,径直走向门外那台自动售货机——它比便利店晚关门一小时,凌晨两点到五点之间,货道偶尔会卡住,多吐一瓶出来。
投币,按下可乐的按钮。哐当一声,罐子掉进取物口。我弯腰去拿,发现里面躺着两罐。多出来的那罐是柠檬汽水,黄澄澄的,标签上写着“限时新品”。我愣了一下,抬头看售货机的屏幕,余额显示我投进去的六块钱变成了十二块。
这台机器,又开始多找零了。
我蹲在售货机旁边喝完那罐柠檬汽水,酸得我直皱眉。正要走,一个穿睡衣的女孩跑过来,头发乱糟糟的,拖鞋啪嗒啪嗒响。她往投币口塞了张皱巴巴的五块钱,按了瓶矿泉水。机器吐出来两瓶,一瓶水,一瓶罐装咖啡。
“又这样。”她嘀咕着,把咖啡塞进睡衣口袋,拧开水喝了一口。
我忍不住问:“它经常多找零吗?”
她转过头看我,眼睛很大,眼眶有点红。“嗯,从三周前开始的。”她顿了顿,“我每晚都来,想看看它什么时候修好。”
“每晚?”
“嗯。”她指了指便利店,“我在这上夜班,十点到早上六点。下班前来买瓶水,它每次都多给我一样东西。”她从口袋里掏出那罐咖啡,晃了晃,“昨天多给了一包饼干,前天是一盒牛奶。”
我笑了:“那你还挺赚的。”
“不是赚不赚的问题。”她认真地说,“我觉得它好像……想送我点什么。像是憋了一肚子话,只能用这种方式说出来。”
我没接话。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,露出耳朵上一个小小的银色耳钉。她看起来二十五六岁,手背上有道浅浅的疤,像是被纸张割伤后留下的。
“你住这附近?”她问。
“对面那栋楼,六楼。”我指了指。
“哦,我住七楼。我们应该是邻居。”她笑了一下,笑得很短,像是不太习惯,“我叫林瑶。”
“周远。”
从那之后,我每晚都下楼。有时三点,有时四点半。林瑶总是在下班前十分钟出现,穿着便利店的工作服或者睡衣,头发有时扎起来有时披着。我们蹲在售货机旁边,喝她多出来的那罐东西,聊一些无关紧要的事。
她说她男朋友在上海工作,做程序员,很忙。他们异地三年了,每天只通一次电话,每次不超过十分钟。她说她养了一只橘猫,叫年糕,已经胖得走不动路。她说她妈妈总催她回老家考公务员,但她不想回去。
我告诉她我在一家印刷厂上班,夜班,负责校对。我说我谈过一次恋爱,分手两年了,没什么可说的。
有一天晚上,她突然说:“这台机器好像在替谁道歉。”
“什么意思?”
“它总是多给我东西,就像在说对不起。可是它只是一台机器,它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呢?”她低头看着手里的柠檬汽水,声音很轻,“我男朋友已经三天没给我打电话了。”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“算了。”她把汽水打开,递给我一罐,“喝吧,免费的。”
我接过那罐汽水,指尖碰到她的手背,凉的。
凌晨四点的街道很安静,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售货机的灯箱嗡嗡响着,上面印着“24小时服务”的字样。我突然想,如果它真的能说话,它会说什么呢?
也许它会说:别等了,他不会回来了。
但那句话,我没能说出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