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四点十七分，收银台的日光灯嗡嗡响，像一只困倦的飞蛾在玻璃罩里扑腾。我盯着监控屏幕里八号货架第三层——那排关东煮的格子已经空了三十七分钟，保温锅上的水珠慢慢滑落，在铁板上留下一道蜿蜒的痕迹。
小周以前总在这个点出现。她穿那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，头发随便扎成马尾，进门时风铃会叮当两声。她从来不看别的货架，径直走到关东煮前，用夹子挑三串萝卜、两串鱼丸、一串魔芋，然后加两勺汤，把盖子扣紧。整个过程不超过三分钟，像一段排练过无数遍的默剧。
她会在付钱时抬头看我一眼，说声“谢谢”，声音很轻，像怕吵醒什么。我点点头，找零，她接过，转身，风铃又叮当两下。
连续七天，她没来。
今天是我值第三个夜班。十二点接班时，老张把钥匙递给我，随口说了句“四号货架底下好像有本书，不知道谁落的”。我当时没在意，直到凌晨两点半，整条街都安静下来，只剩下对面二十四小时洗衣店滚筒转动的闷响，我才想起那句话。
四号货架在角落，堆着打折的罐装咖啡和过期的薯片。我蹲下去，用手电筒照了照——一本绿色封皮的笔记本，封面印着“上海文艺出版社”的字样，边角卷起，像被翻过很多次。
我把它捡起来，犹豫了几秒。店里没有监控死角，如果是谁落下的，应该会回来找。可小周七天没来了。
翻开第一页，字迹很细，蓝色圆珠笔写的，有些地方被水渍晕开：
“2019年3月12日。来北京的第七十三天。面试了十四家公司，十二个说等通知，两个直接拒绝。今天在国贸地下通道坐了一个小时，看人来人往，突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里。”
我合上本子，心跳快了几拍。这个日期，是三年前。
风铃响了。
我抬起头，门口站着个穿灰色卫衣的男生，帽檐压得很低，看不清脸。他走到冷柜前拿了一瓶矿泉水，又走到收银台，把水放在台面上，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十块钱。
“多少钱？”他的声音有点哑。
“三块。”我扫码，找零。
他接过钱，目光突然落在我手里的笔记本上，顿了顿，然后移开，转身走了。风铃又响了两声。
我看了看那本日记，又看了看门口。玻璃门外的路灯把街道照得惨白，那个男生已经走远了。
凌晨五点，我开始打扫卫生。擦到四号货架时，发现地板砖的缝隙里卡着一根黑色的发绳，上面还缠着几根细软的头发。我把它捡起来，挂在收银台旁边的挂钩上——那个挂钩上已经挂了六根发绳，都是过去三个月里捡到的。
小周的发绳是深蓝色的，带一颗银色的小星星。
我在关东煮保温锅的底部发现了一小块纸片，被汤泡得软烂，上面隐约能看见几个字：“……明天再来。”
明天再来。
可她七天没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