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三点十二分，末班地铁的空调冷得像停尸房。我靠在车厢连接处的栏杆上，手机屏幕的亮光刺得眼睛发酸。便利店夜班刚结束，身上还带着关东煮的酱料味。
车厢里只有三个人——一个裹着军大衣打瞌睡的大爷，一个抱着公文包睡过去的白领，还有他。
他在我对面坐着，灰扑扑的连帽衫帽子压得很低，蓝色医用口罩遮住大半张脸。地铁晃了一下，他怀里那个旧帆布包滑到地上，拉链没拉好，露出一沓皱巴巴的A4纸，上面密密麻麻的手写字。
我弯腰帮他捡起来，递过去的时候，他抬头看了我一眼。眼窝很深，眼睛红红的，像刚哭过，又像好几天没睡。
“谢谢。”他接过包，声音闷在口罩后面。
我没说话，又靠回栏杆上。到了下一站，大爷和白领都下了。车厢里只剩我们两个，安静得能听见轨道摩擦的尖啸。
他突然站起来，走到我面前，从口袋里掏出一瓶水——已经喝过一半的农夫山泉，瓶盖拧得紧紧的。他递过来，我没接。
“干净的。”他说，“我感冒了，怕传染你，所以没用嘴对瓶口喝。倒出来喝的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他举着那半瓶水，手有点抖。
“拿着吧。”他又说，“你嘴唇都干裂了，便利店应该没空喝水。”
我不知道他怎么看出我在便利店上班的。也许是我工牌没摘，也许是衣服上的味道。但我确实渴了，一晚上搬货、擦货架，喉咙像糊了一层砂纸。
我接过来，拧开瓶盖，喝了一口。水是温的，带着塑料瓶的味道。
他笑了一下，眼睛弯了弯，然后退回座位上。
“我在这附近找了我女儿三天。”他突然开口，像在跟我说话，又像自言自语，“她妈跟人跑了，我一个人带她。前天放学她没回家，我找遍了所有公园、网吧、同学家。”
我握紧那瓶水，没接话。
“今天下午在救助站找到了。”他说，“她不想回来，说我对她不好。其实我就是……就是不会说话，急了会吼她。”
他低下头，声音越来越小：“我把她带回来了，她还肯跟我回家。我给她买了她爱吃的草莓蛋糕，她吃了一口，笑了。”
地铁又到站了，终点站。广播响起，他站起来，把帆布包背好，经过我身边时，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。
“小伙子，别总上夜班，白天晒晒太阳。”
他走出车厢，消失在出站口。我站在原地，手里的半瓶水已经凉了。
我其实想告诉他，我上夜班是因为白天要上课。我今年大二，学费靠助学贷款，生活费靠自己挣。三个月前我妈查出了肺癌，我没告诉任何人。
但最终什么都没说。
我走出地铁站，凌晨的风灌进领口。路灯下，我看见他蹲在路边，正在拆一盒草莓蛋糕。旁边蹲着一个小女孩，扎着乱糟糟的辫子。
他把蛋糕递给她，她接过去，用小叉子叉了一块，举到他嘴边。
他摘下口罩，张嘴接住。
我看见他哭了。
我站在二十米外，也哭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