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八号，凌晨一点四十分。
我站在收银台后面，看冷柜的灯管嗡嗡响。店门外那棵法国梧桐的叶子被风刮下来几片，贴在玻璃上，像谁随手撕碎的纸。
他又来了。
那个穿灰色旧工装的男人，袖口磨得发白，露出里面洗得透亮的秋衣边。他推门进来的时候，门铃叮了一声，然后店里重新安静下来。他径直走到冷柜前，拉开玻璃门，冰啤酒的白色雾气扑了他一脸。他没拿啤酒，又关上了。
然后他走到香烟货架那边，手指在一排红色蓝色绿色的烟盒上划过去，最后抽出一包最便宜的——六块五的那种，红双喜。
他把钱放在台面上，一张皱巴巴的五块，一张一块，还有一枚硬币。硬币滚了一下，我用手掌按住。
“就这些。”他说。声音哑哑的，像喉咙里塞了棉絮。
我没说话，扫码，找零。他接过烟，撕开塑料膜的动作很慢，像怕弄疼什么东西。他抽出一根叼在嘴上，又想起店里不能吸烟，把烟别到耳朵后面去了。
他走的时候，门铃又叮了一声。我看见他停在门口，仰头看了一会儿路灯，然后往东边走。那个方向是城中村，晚上巷子里会有流浪猫翻垃圾桶。
我低头看了一眼收银台下面——那里放着一个塑料袋，里面是那件藏青色的毛衣。织了三个月，从夏天织到秋天。起针的时候还热得开空调，收针的时候已经要穿外套了。
毛衣是织给阿远的。
阿远走的那天，也穿的灰色工装，也买的红双喜。他说去南方打工，过年回来。那年过年他没回来。第二年也没回来。后来别人告诉我，他在那边跟一个厂里的姑娘好了。
我没什么可说的。织毛衣这件事，是从他走之后才开始的。好像只要手里有针和线，时间就能慢一点，慢到能等到一个人回头。
但毛衣已经织完了。藏青色，高领，用了四股线，织得很厚。
凌晨两点，店长来换班，看见我坐在凳子上发呆，说：“你脸色不好，早点回去睡。”
我拎着塑料袋走出便利店。街上很空，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。经过那棵法国梧桐的时候，我停下来，把塑料袋放在树根旁边，用一块砖头压住。
然后我走了几步，又回头，把毛衣拿起来，抱在怀里。
回到出租屋，我把毛衣塞进床底那个行李箱里。行李箱上落了一层灰，拉链的金属头生了锈。我拉了一下，没拉动。
算了。
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，梦见阿远回来了，穿着那件藏青色毛衣，站在便利店门口对我笑。但梦里我看不清他的脸，就像隔着起雾的玻璃。
醒来的时候枕头湿了一片。
我想起那个买红双喜的男人，他的秋衣边透亮，袖口磨得发白。他也有一件毛衣在等他吗？还是他已经不再等了。
八月的最后一天，我把行李箱从床底拖出来，用钳子把生锈的拉链头拧开。毛衣叠得整整齐齐，压在几件旧衣服下面。
我把它拿出来，抖了抖，对着窗外的光看了看。
然后我又把它叠好，放回行李箱，拉上拉链，推到墙角。
有些事情，不是放下了，是不知道该怎么拿起来。
九月三号，那个男人又来了。还是凌晨一点多，还是那件灰工装。这次他没买烟，买了一瓶矿泉水，两块五。
他付钱的时候，我看见他左手无名指上有一道白色的印子。像戴过戒指，又摘了。
“你手上的印子，”我脱口而出，“是戒指的？”
他愣了一下，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，笑了一下。那个笑很淡，像水面上的涟漪，一晃就不见了。
“嗯。”他说，“摘了半年了。”
然后他拿着水走了。门铃叮了一声。
我站在收银台后面，突然很想追出去，问他要不要一件毛衣。但我没有。
那天晚上下班，我在梧桐树下站了很久。砖头还在，塑料袋不见了。被环卫工收走了吧。
我蹲下来，把砖头捡起来，放到旁边的垃圾桶上。
然后我想，也许明天，也许后天，我会把那件毛衣从行李箱里拿出来，洗干净，叠整齐，装在纸袋里，等那个男人再来的时候，递给他。
也许不会。
但至少我这么想过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