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城东那家24小时便利店做夜班收银员，做了快两年。店不大，货架挤得紧，门口那盏灯坏了大半年，老板说等过完年再修。于是半夜里，只有收银台上方那根日光灯管亮着，像一小块孤岛。
凌晨三点是最难熬的时候。困意像潮水一样涌上来，眼皮打架，耳朵里嗡嗡响。我通常会去冲一杯速溶咖啡，站在门口吹一会儿风。街对面是拆迁到一半的老小区，黑漆漆的窗户像空洞的眼睛。偶尔有野猫窜过马路，影子一晃就没了。
那个人是去年秋天开始出现的。
第一次注意到他，是因为他推门进来的时候，风铃响得特别轻——他用手掌压住了风铃的铜管。这个动作让我多看了他两眼。四十岁左右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风衣，头发有些乱，但指甲剪得很干净。他从冰柜里拿了一罐青岛啤酒，走到窗边那张塑料椅上坐下，面朝马路。
他不喝。只是把啤酒罐放在桌上，手搭在上面，看着窗外。大概坐二十分钟，站起来，把啤酒放回冰柜，然后推门离开。风铃还是没响。
一开始我以为他是等什么人。可连续一个星期，同样的时间，同样的动作。我忍不住问他：“先生，需要加热吗？”他愣了一下，摇摇头，说：“不用，谢谢。”声音很低，像怕吵醒谁。
后来我习惯了。三点钟，门开，他去拿啤酒，坐下，发呆，走人。有时候他会带一个牛皮纸信封，放在桌上，走的时候又带走。我猜那里面是照片或者信，但没问过。夜班干久了，你会学会一件事：每个人到这个时候来，都有不想让人知道的原因。
直到十二月中旬的一个深夜。那天特别冷，暖气片坏了，我裹着棉服坐在收银台后面刷手机。三点整，他推门进来，没去拿啤酒，直接走到收银台前，把那个牛皮纸信封放在台面上。
“能不能帮我保管这个？”他说。
我看着他。他的眼睛有点红，像是哭过，但表情很平静。
“过段时间我来拿。如果不来，就打开它。”
我还没回答，他已经转身走了。风铃轻轻地响了一声——他没压住。我追到门口，只看见他穿过马路，消失在老小区的阴影里。
信封沉甸甸的。我拿起来对着灯照，看不透。犹豫了一下，我把它锁进了收银台下面的抽屉里。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，我一直在想他会不会回来。
三点零五分，门又开了。不是他，是一个穿校服的女生，背着书包，冻得直跺脚。她买了一瓶热奶茶，坐在窗边那个位置上，掏出手机打电话。声音很小，但我隐约听见她说：“妈，我今晚不回去了。”
她挂了电话，趴在桌上，肩膀轻轻抖动。
我看了看抽屉，又看了看她。最后我泡了一杯热可可，端过去放在她手边。
“送的。”我说。
她抬起头，眼睛红红的，愣了一下，然后小声说了句：“谢谢姐。”
我回到收银台后面，窗外的天还是黑的。那盏破灯依旧没亮，但我觉得，今天晚上大概能撑过去了。
信封还在抽屉里，等着它的主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