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下午三点十七分，我蹲在办公桌底下找掉落的笔帽。
手指摸到一片冰凉——不是塑料笔帽，是那种老式牛皮纸信笺，折成了四四方方的小块。我捏起来，上面没有灰尘，像是刚掉落不久。
展开的时候，手指不自觉地发颤。纸条上只有一行字，蓝色圆珠笔，笔画很轻，像怕被人发现似的：
“小心王经理。”
没有落款。
我把纸条团进手心，左右扫了一眼。格子间里，同事们都在低头敲键盘，头顶日光灯嗡嗡响。王经理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，玻璃门拉着百叶窗，看不见里面。
我在这个部门干了三年零四个月。王经理从去年秋天开始，晚饭后总要单独叫我留下来“聊方案”。第一次，他说我写的报告里有个数据对不上，要我重新查。我翻了三遍原始资料，没发现任何错误。第二次，他说我最近状态不好，让我“多跟前辈学学”——然后把手搭在我肩膀上，捏了两下。
我想吐，但忍住了。
纸条是谁放的？我回想今天进出过这片工位的人：上午行政的小刘来收过快递单，中午隔壁组的赵姐过来借订书机，下午两点前台小林送过一沓文件。每个人都有理由经过这里，每个人都有可能。
我试着回想纸条上的字迹。笔画纤细，收尾有些抖，像是左手写的，或者故意用不习惯的姿势写。这让我想起去年冬天，有人在女厕隔板上用口红写了一行字：“别单独跟王经理进会议室。”第二天就被保洁擦掉了。
我盯着纸条看了很久，最后把它折好，塞进了工牌背后。
五点四十分，王经理推门出来，站在走廊里喊我：“小陈，进来一下，有个急事。”
格子间里的键盘声停了一瞬，又恢复如常。我站起来，胃里翻了一下。
“好的，马上。”
我把工牌翻了个面，让纸条贴住胸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