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站在老街的尽头，看着那家粉店。招牌褪了色，门框上的漆掉了一半，油烟熏得墙皮发黑，但那股熟悉的酸笋味还是飘了过来，混着煤炉子的焦味。老板娘还是那个老板娘，胖了一圈，头发白了，围裙上油渍斑斑。她抬头看见我，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，笑得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。
“回来了？”她问，像在问一个昨天刚离开的邻居。
我点点头，喉咙有点紧。十年前，我和阿杰每天放学都来这里，一人一碗三鲜粉，加辣，加酸笋，再加一个卤蛋。老板娘认识我们，每次都会多给一勺肉末，说我们正在长身体。阿杰总是抢先把卤蛋吃了，然后笑嘻嘻地说下次还我。可下次还是他吃。
我找了个靠墙的位子坐下，塑料凳吱呀响。墙上的菜单换过了，价格涨了不少，但字迹还是老板娘手写的，歪歪扭扭的。粉端上来的时候，热气扑了一脸，汤头还是那个味道，浓郁，带点糊辣，粉条爽滑。我低头吃了几口，眼泪突然掉进碗里。
老板娘走过来，在我对面坐下，也不说话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她才轻声说：“阿杰走的时候，也来吃过一碗粉。那天他吃得很慢，吃完后跟我说，他要去外面闯一闯。我问他还回来吗，他没回答。”
我放下筷子，看着碗里飘着的葱花。阿杰去的是南方沿海城市，走的时候没告诉我，我也没送他。那几年我们都在忙自己的事，联系越来越少，最后只剩朋友圈的点赞。直到上个月，我才从别人嘴里听说，他在那边过得不好，欠了债，人瘦了一圈，后来干脆换了号码，谁也找不着他。
老板娘又说：“他走之前，让我把这个给你。”她从围裙兜里掏出一个小塑料袋，里面是一张发黄的照片。照片上是我和阿杰，穿着校服，站在学校门口，笑得没心没肺。照片背面写着四个字：“等我回来。”
我攥着照片，手抖得厉害。窗外下起了小雨，老街上的行人撑起伞，匆匆走过。远处有人叫卖豆腐花，声音拖得很长，像小时候听到的那样。
“他还会回来吗？”我自言自语。
老板娘没接话，起身去招呼新来的客人。我坐在那里，把粉吃完，把汤喝干净，把照片小心地放进口袋。走出店门的时候，雨停了，空气里有泥土和青苔的味道。我回头看了一眼，老板娘正用抹布擦桌子，动作不急不慢。
我知道，有些事急不来。